犹太研究简报
Jewish Studies Bulletin
2017年第4期 总第78期 2017年7月10日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特色项目
Published by Center of Jewish Studies Shanghai (CJSS) & Jewish Studies Project，SASS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申请鉴定结项工作完成
经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项目组全体成员勤奋工作，项目最终成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 - 1945）：史述、理论、模式 》的申请鉴定结项工作在6月初顺利完成，已上报上海市和全国社科规划办（犹妍）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自2011年3月项目开题以来，本项目组全体成员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资料。2015年，本项目的主要阶段性成果《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出版，使用了三十八位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已收集到的大量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资料汇集，于2016年完成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汇编》四卷：第一卷是文件报刊资料，第二卷是亲历记忆资料，第三卷是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资料， 第四卷是专家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汇集。
在两个主要的阶段性成果和其它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项目组在2017年4月完成了最终成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 - 1945）：史述、理论、模式》，分为三篇二十章。史述篇题目是“在华犹太难民社区的形成、发展和结束”， 将来华犹太难民的历史做一个全面梳理和考察。内容包括：第一章 欧洲犹太难民来华避难的远因近由；第二章 犹太难民来华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第三章 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社区；第四章 来到中国其它城市的犹太难民；第五章 上海“最后解决”方案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第六章 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患难友情；第七章在华犹太人的离去和来华犹太难民社团的结束。理论篇题目是“理论视阈中的来华犹太难民和中犹关系”， 从理论视阈对来华犹太难民进行深入研究。内容如下：第八章 犹太难民来华的国际背景：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的影响；第九章 “推拉理论”和犹太难民来华动因探析；第十章 流亡与坚守—离散族裔理论和来华犹太难民社区； 第十一章 关于犹太难民集体记忆和“中国情结”的理论思考；第十二章 在夹缝中拼搏求生：来华犹太难民劫后幸存之原因；第十三章传统史学、公众史学和口述史学的完美结合——20世纪中叶至今来华犹太人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演进。模式篇的题目是“犹太人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着重将来华犹太难民与犹太人避难世界其它地方的经历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犹太避难“中国模式”的概念及其五个特点。内容如下：第十四章 纳粹大屠杀之前的犹太避难史；第十五章 纳粹暴政期间的犹太难民：中国之外的避难和救助；第十六章 来华犹太难民之犹太避难“中国模式”特点一：开放型的大城市成为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地；第十七章 来华犹太难民之犹太避难“中国模式”特点二：犹太难民生活在一个没有原发性反犹主义的氛围中；第十八章 来华犹太难民之犹太避难“中国模式”特点三：犹太难民的避难地有一个先期到达的实力雄厚的犹太社团；第十九章 来华犹太难民之犹太避难“中国模式”特点四：犹太难民群体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第二十章 来华犹太难民之犹太避难“中国模式”特点五：犹太难民可以利用列强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最后还有附录 --“关于来华犹太人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二，重要观点和建议
(1)希特勒的疯狂反犹，“文明世界”对犹太难民关上大门，历史上来华
犹太人的安居乐业，中犹两大古老文明的众多相同之处，以及上海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开放状态，使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成了犹太难民进入中国的落脚点。
(2) 二战期间上海至少有2.5万左右的犹太难民长期居住，研究大屠杀问题的权威机构西蒙· 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数字与此符合。根据这个数字，如再加上1933-1941年间途径上海前往第三国的犹太难民，那人数估计在3万人左右。因此可以说，上海是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最多的国际大都市。
（3）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深重的灾难，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使中犹两大民族遭受了一场浩劫。当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屠杀之时，中国人民正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这相同的遭遇，使中国人民和在华犹太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4）西方一些著述在提到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时，总是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认为他们是因为“害怕”新政权而离开中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又带有对中国国内发展进程的严重偏见。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1949年后，数千犹太人仍然在新中国境内安居乐业，直至文革。
（5）来华犹太难民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同质性群体（homogenous group），而是诸多差异分明的个体为躲避强大的外部威胁、在短时间内汇合起来的特殊人群；来华犹太难民社区的形成有显著的流亡与避难的战时特征，生存成为维系社区的最大凝聚力；来华犹太难民在“求同存异”的社区生活中既力图强化共同体意识，又保留着小群体的自身特色。
（6）更好地发掘和整理来华犹太人、特别是来华犹太难民的记忆遗产，是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人应承担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和职责。这些年来，学者对史料的挖掘研究、亲历者的回忆及相关组织、个人的工作使这段历史更为清晰、完整和精细化，但前面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7）在纳粹大屠杀之前，犹太人已有了长达两千年的离散避难史。在犹太难民来到中国避难的同时，世界其它地方也做了许多救助犹太难民的工作。相比较，来华犹太难民形成了纳粹大屠杀期间犹太避难的“中国模式”，具有五个特点：开放型的大城市成为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地；犹太难民生活在一个没有原发性反犹主义的氛围中；犹太难民的避难地有一个先期到达的实力雄厚的犹太社团；犹太难民群体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犹太难民可以利用列强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
（8）改革开放前国内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是缺位的，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如有人称：“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难民”，因为当时上海等城市在日本占领之下。经过这些年来中国学界的勤奋研究和耐心宣讲，这种说法已消失了。可见，在这个研究领域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和学术体系，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9）这些年来，国际上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现实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犹妍）
《创新的族谱——以色列新兴产业的演进》出版
“华赢国际全球创新系列丛书”之第一本《创新的族谱——以色列新兴产业的演进》最近出版。该丛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由本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担任主编，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和本中心主任潘光担任顾问。（犹妍）
犹太人大屠杀：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最近，一位犹太裔美国学者、美国犹他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吉罗阿(Amos N. Guiroa)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The Crime of Complicity: The Bystander in the Holocaust）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该书对大屠杀中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水晶之夜”的旁观者
1938年11月9日，一名居住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在家人被纳粹德国下令迁到条件艰苦的难民营后，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事发后，希特勒下令对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当夜，91名犹太人被杀，3万名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摧毁。由于浩劫之后到处是破碎的玻璃，这个夜晚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也译为“碎玻璃之夜”）。一位已故的二战史专家在回顾11月9日到10日的情形时写道：“在几十万人群魔乱舞的同时，数百万人赞同地一旁观望。”此外，天主教会也对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该事件成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阿莫斯·吉罗阿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据他介绍，2016年，他回到父亲的家乡——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从当地人口中了解到1944年5月26日他祖父母等犹太人被驱逐的经历。他说：“他们的邻居，也就是旁观者，目睹我的祖父母和其他犹太人拿着手提箱走向火车站。这个镇上的外邦人就向他们吐唾沫，咒诅他们，打他们。没有人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加害者更容易得逞。”
通过立法解决旁观者问题
吉罗阿最近的新书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旁观者而言，人们应该从犹太人大屠杀，特别是“水晶之夜”中吸取什么教训？面对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个人责任是什么？
吉罗阿认为，历史证明，单靠道德准则和动力去“做对的事”是不够的。他主张依照社会契约原则，通过立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不保护弱势群体或有风险的社会成员，就是对社会契约的彻底背弃，而且构成犯罪。吉罗阿说：“对我来说，依靠道德力量的这个想法娓娓动听，但是不切实际。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旁观者施以法律上的责任。”
吉罗阿说，假如某人看到另一个人明显受到伤害，他当时就在现场且有能力去减轻这一伤害，但却袖手旁观，此人作为旁观者就犯了“不干预罪”或“共谋罪”。不过，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不清楚事件的责任方是谁，他不主张旁观者铤而走险，亲自出面干预，而只是要求其立刻打电话报警。
社会契约也许不适用
犹他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德伯格(Robert Goldberg)认为，社会契约不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纳粹政权通过剥夺和摧毁公民权利废除了社会契约。戈德伯格说：“二战期间，政府是掠夺者，是它通过各种法律，并下令杀害了数百万人。当政府是掠夺者和犯罪者时，谁来支持和维护社会契约呢？”戈德伯格认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旁观者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得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这些旁观者因此要承担“共同责任”。他说，人们在讨论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时，往往忽略了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罗马教皇都是其中的旁观者，这些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和个人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戈德伯格补充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还有另一类旁观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危难中的犹太人，例如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签发了数千张签证。这类旁观者被以色列尊为“国际义人”。
旁观者的法律责任甚微
事实上，旁观者因为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非常少见。纽约律师亨利·柯恩(Henry Korn)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在德国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没有旁观者因为目睹但未干预纳粹的迫害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柯恩说：“在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亦即针对纳粹官员和非官员的审判过程中，从未考虑让旁观者承担国际战争罪的法律责任，没有旁观者被起诉。”
柯恩用自己40多年的执业经验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当今的美国，经法官判决由旁观者为其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也屈指可数。柯恩以纽约州为例说：“在曼哈顿第三大道50街，某人看见一对夫妇互相厮打。在纽约州，殴打他人是犯罪行为。那么，此人作为旁观者是否有法律义务出面干预，加以制止呢？回答是没有；其次，此人是否有法律义务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报警呢？回答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道德上也许有。”
尽管对于吉罗阿在新书中提出的主张见仁见智。但是，在充满极端主义、暴力和仇恨的当今社会，此书所引发的有关旁观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探讨，对避免重蹈二战中的某些覆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潘光摘编）
简讯
5月7-13日 戴轶尘副秘书长、张健荣教授赴新疆伊宁、霍尔果斯、阿拉山口调研。
5月20日 潘光主任参加第四届上海海洋论坛学术研讨会并做主题讲演。
5月25日 上海犹太社团主席毛瑞斯的儿子戴维·毛瑞斯在犹太会堂举行婚礼，潘光主任、周国建副主任应邀参加婚礼，对他们表示祝贺。
5月26日 余建华副主任、李立凡、张健荣教授出席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共建国际与地区合作平台”学术研讨会，并做了发言。
6月5日 王健副主任接受《文汇报》专访，谈上海犹太难民、公共史学与历史记忆。
6月6-10日 潘光主任、张健荣教授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多篇文章，评述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的重要成果及印度、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深远意义。
6月7日至17日王健副主任访问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商讨中国与中东欧“一带一路”合作态势，并了解当地犹太社区发展情况。
6月8日 潘光主任参加由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与中东”国际研讨会，并做了闭幕式主题讲演。
6月9日 潘光主任、张键荣秘书长参加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叶夫西科夫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6月17日 复旦大学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举行成立十周年庆典和研讨会，作为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潘光主任在会上致贺词。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杨、校长助理陈志敏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
6月26日 潘光主任参加“2017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并就“记住那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为题做讲演。
6月27-30日 世界犹太人大会副主席、雅思兰黛集团副主席摩西·罗南来访我中心。
6月29日 潘光主任、王健副主任、李立凡教授等应邀参加美国国庆招待会。
6月30日 王健副主任会见英国斯特莱德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高级副院长Mark Ellis。
7月3日 美国犹太青少年访华代表团来访，潘光主任为他们做了“犹太人在中国”讲座。 同日，荷兰驻沪总领事艾晓安来访，与潘光主任商谈合作事宜。
7月4日 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上海国际友好联络会邀请，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英曼上将为团长的美国军政名流代表团来访，与上海学者进行座谈研讨。潘光主任主持了研讨会，杨成、吴莼思、龙菲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7月4日 本中心李立凡教授参加以王振副院长为团长的上海社科院代表团出访以色列。
7月7日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增田雅之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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