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冲突预计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实现中东和平可能是其更大的地区政策目标。不过，无论是实现结束冲突，还是达成中东和平协议，特朗普都面临诸多挑战。

一、 “结束冲突”口号助力特朗普胜选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在外交议题上主要是凭借抨击拜登—哈里斯政府在两场地区冲突中的错误政策，声言自己上台后将很快实现中东和平与俄乌和平而得分，并最终战胜竞争对手哈里斯的。目前，大家都在等着看特朗普为结束这两场冲突会出什么牌，会拿出什么样的和平方案。在中东，新一轮巴以冲突迄今已经延续近15个月，造成数十万人伤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加沙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令世界心碎。尽快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符合世人的期待，不过，特朗普能否如愿实现其目标，还是未知数。

结束冲突，实现地区和平，预计将构成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实践以及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看，其第二任期中东政策可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结束当前冲突，尤其是加沙冲突；二是缔造中东和平，需要继续推动亚伯拉罕进程，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其中重中之重是实现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三是重启巴以和平计划；四是解决伊朗问题。这预计将大致构成特朗普的中东和平计划，不过具体怎么做目前还不得而知。其中，最优先事项是尽快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促使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二、特朗普实现中东和平面临诸多挑战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要想实现地区和平，还存在一系列重大障碍，一些重要挑战需要克服。第一个挑战来自特朗普自身及其团队。特朗普本人以及其亲自挑选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被视为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梦之队”，从目前提名的国务卿、国防部长、驻联合国大使、驻以色列大使，这些人不仅强烈亲以，甚至还公开反对“两国方案”，呼吁彻底消灭哈马斯，吞并约旦河西岸，推倒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重建犹太圣殿。如此极度亲以的政府能否制订出一个符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利益的和平计划令人生疑。任何旨在短暂停火，而不指向最终建立一个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和平方案都是难以持久的。

第二个挑战来自以色列。特朗普第一任期曾推出了实现巴以全面和平的“和平繁荣计划”（Peace to Prosperity），特朗普视之为“解决长期困扰该地区问题的最现实的解决方案”。可惜，该方案尽管严重偏袒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定居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向以色列做了让步，但最后还是被内塔尼亚胡政府拒绝了。为此特朗普很是惆怅和怨恨。与四年前的以色列相比，现在的以色列对巴以和平的愿望大大下降，以色列政治更加右翼化，以色列右翼政府更加稳固。现在的以色列右翼政府筹划的是如何长期占领加沙和并吞约旦河西岸，而不是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与巴勒斯坦建国。对犹太极端势力来讲，巴勒斯坦人通过哈马斯的一次袭击反而制造出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似乎是对哈马斯人的一种奖励。这绝对不可接受。特朗普能否说服更强硬的内塔尼亚胡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一个重要迹象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充当中东和平计划主要设计师的贾里德·库什内，在第二任期不再愿为岳丈效劳，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对实现巴以和平已经丧失了信心。

第三个挑战是沙特的角色与作用。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与沙特恢复并建立了良好关系，其女婿库什内还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建立了紧密私人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两届美国政府都在竭力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过去一年多中东风云突变。沙特提出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是巴勒斯坦建国，而由于新的冲突爆发和以色列政府日益右翼，这已变得遥不可及。沙特原先希望联手美国共同对付伊朗，但现在已经改变了对伊朗的战略认识，在中国帮助下与伊朗和解，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战略安全环境大大好转。沙特政府公开表示，没有巴勒斯坦国，不可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能在多大程度上压服以色列，给沙特一个想象版或现实版的“巴勒斯坦国”，实在是一个很大未知数。

最后，新的方案没有伊朗的明确位置。迄今为止，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目标还不明晰。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的政策包括退出伊核协议（JCPOA），实施“极限施压”和“石油零出口”，暗杀苏莱曼尼将军，打造反伊朗的地区联盟。这是一个全面遏制伊朗的破坏地区稳定的政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伊朗政策目前看来应该是恢复“极限施压”、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打击和削弱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阵线等。伊朗作为地区大国，是实现中东和平与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若不将伊朗纳入其中，中东冲突的解决和中东和平的实现是既不全面，也不可持续。

三、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反噬作用不可小视

当前中东冲突的爆发与持续外溢、扩散升级，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重要诱因。它从两个方面激化了矛盾。一是，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在耶路撒冷、定居点、约旦河西岸等问题上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惯常做法，严重偏袒以色列，使得两国方案难以为继，巴勒斯坦处境更加艰难。二是，特朗普竭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进程，尤其是阿联酋等4国与以色列建交，打造地区反伊朗联盟，致使巴勒斯坦在阿拉伯世界的支持遭到严重削弱，使得伊朗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打破了巴以、阿以、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力量平衡，也致使巴勒斯坦人对和平日益绝望，哈马斯被迫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可以说，特朗普的和平政策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加剧了动荡。而拜登政府对当前巴以冲突持续难停负有主要责任。作为唯一可以实质性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国家，拜登政府却不愿向以色列真正施压促其停火，反而连续6次否决安理会相关要求停火决议。拜登政府表面上在推动停火，实际上同时做着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工作，不停向以色列输送武器物资，向以色列提供政治、外交和情报支持。据统计，拜登政府在过去14个月向以色列提供了近200亿美元援助。即使在即将卸任之际，拜登政府还在国会提出向以色列提供援助23亿美元的请求。拜登的这一做法不仅在国际上遭到了普遍谴责，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激烈批评。

（作者简介：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