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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英国“分而治之”殖民遗产对中东的影响
文章来源:田文林    日期: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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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十分古老。在历史上,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埃及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在欧洲都曾经实行过这种政策,其要义是:“在每一个殖民地里进行分化,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在这其中,中东地区就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试验田和牺牲品。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依次递进的以下三方面:蚕食、分裂并最终瓦解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和矛盾;扶植以色列在中东建国。英国在中东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极大改变了中东地缘格局,基本奠定了当代中东政治的地缘政治根基。这些殖民遗产并未因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及英国从中东黯然离场而随之消逝。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英国殖民遗产留下的祸端,在此后数十年中持续发酵,至今仍是中东动荡不定的重要根源。

一、缺乏“核心国家”使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

英国肢解奥斯曼帝国,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核心国家”,由此使中东长期陷入动荡和冲突。我们知道,核心国家是维护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地区,只有存在版图辽阔、幅员广大的核心国家,该地区便总体可以维持稳定;相反,“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过去相当长时期,奥斯曼帝国实际充当了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的角色。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奥斯曼帝国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

然而,英国强行肢解奥斯曼帝国,乃至在阿拉伯世界进行委任统治,导致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这种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伊斯兰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无序状态,并葬送了阿拉伯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梦想。阿拉伯民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英、法委任统治,使该地区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而且国家间政体、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例如,二战后沙特担心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在同属谢里夫家族的统治者下实现联合,而埃及意欲成为中东地区的领袖,继续充当许多小政府之间的仲裁者,也反对这种联合,因此与沙特联手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均不愿依附对方。叙利亚出于被伊拉克吞并的担忧,采用了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国的外交取向,以期获得两国的保护。而黎巴嫩也颇为担心被叙利亚吞并。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了约旦。“中东地区阿拉伯集团的分裂状况,同它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相对团结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之,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包括地区安全机制),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力量进入中东,从而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二、基于殖民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中东“主权国家体系”引发诸多政治冲突

另外,英、法在中东实行“委任统治”留下的所谓“主权国家体系”,还使中东体系始终处在被质疑和挑战状态,由此导致中东地区动荡持续不断。由于中东地区的“主权国家体系”是英、法殖民者从外部强加的,因此该体系始终没有得到阿拉伯民众普遍认可,试图颠覆和重组地区秩序的诉求和力量始终络绎不绝。20世纪50—60年代中东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就试图分别按照“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重新整合地区版图。每次图谋颠覆地区的政治社会运动,都伴随着持续的战争、冲突和动荡。由于中东现行国家与这种主权体系已经相互绑定,改变地区版图阻力太大,这些重塑地区体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2011年以来,中东发生1916年以来堪称“百年一遇”的大剧变,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陷入动荡乃至濒临解体,这意味着维护现行主权体系的力量明显削弱。在此背景下,要求重划中东地缘版图的势力重新抬头。在这当中,最突出的就是2014年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公开否定1916年英、法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认为这是西方人为制造的产物,是非穆斯林的西方压迫穆斯林世界的象征,西方将伊斯兰世界人为分割成不同国家,破坏了在哈里发领导下的神圣统一。2014年6月10日,“伊斯兰国”在网上发布铲平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照片,下面的标题就是“打破赛克斯—皮科特边境”。但由于“伊斯兰国”有心无力,其谋求推翻英、法殖民者塑造的中东地区体系的努力注定失败,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地鸡毛”,使中东地区更加动荡无序。

三、阿拉伯国家相互间纷争不断,地区矛盾层出不穷

英、法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使原本可以团结统一的阿拉伯各国彼此敌视,以“小国林立”的地缘结构呈现在世界面前。而英、法殖民者在一战后在这些国家之间埋下的冲突隐患,最终随着时间推移日趋发作出来。因领土、种族、教派分歧,中东国家间始终纷争不断。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的统计数字,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地区更倾向于产生冲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几十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和领土争端,是委任统治时期的疆界划分埋下的祸根;……当前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争端、矛盾、纷争,大多与‘委任统治’有关。”

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本脆弱的地缘格局被彻底打破,由此使中东长期被压制的各种潜在矛盾日益爆发。当前,中东俨然进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新蒙昧时代”。具体来说,目前中东主要面临四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与冲突:

第一类是教派冲突导致的“代理人战争”。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一直时隐时现。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主权国家意识淡化,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显。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凸显,使中东教派矛盾空前加剧。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带有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

第二类是争夺地区霸权引发的侵略战争。中东地区小国林立,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各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十分激烈,经常“城头变幻大王旗”。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凭借“福利换稳定”,成功躲过了政权更替潮,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在新的背景下,沙特的地区野心膨胀,尤其将“遏制伊朗”和什叶派阵营扩张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也门战争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

第三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中东一直是极端恐怖势力的高发地带。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转型不畅,地区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土壤。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由此使反恐战争成为中东地区新的主要矛盾。

第四类是因库尔德分离运动引发的反分裂斗争。库尔德人是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中东第四大民族,总人口约3000万,但始终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地缘格局根基动摇,库尔德人武装乘机发展壮大,由此使中东各国面临反对国家分裂的新问题。

中东内部纷争不止,使外部大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尤其是海湾小国没有实力同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大国较量,为确保自身安全和保全领土,这些小国不得不引入第三方势力,借助外力力平衡地区大国。“阿拉伯小国准备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寻求安全保障,以此防范他们的阿拉伯兄弟。” 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科威特正是靠美国出兵才得以复国。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海湾小国依靠“外援”的决心和立场。1991年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小国在安全上依附西方,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在中东拓展霸权的马前卒。

中东国家间冲突不断、外部列强频频干涉,看似是中东国家自身的问题,但从根源看,英国“分而治之”殖民遗产留下的恶果难辞其咎。

四、阿以冲突成为中东的“世纪争端”

英国在阿拉伯地区扶植以色列建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以色列遏制阿拉伯民族崛起态势。对于以色列而言,该国身处敌对的阿拉伯世界包围之中,其要想在中东地区立足乃至建立“大以色列”,基本前提就是使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碎片化。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Oded Yinon)1982年2月曾提出所谓“伊农计划”。该计划认为,现行阿拉伯世界由英、法等外部殖民者随意划分成19个国家,根本没考虑居民的意愿,教派和种族混居,因而这些国家像“临时建筑”一样不结实。以色列要想确保在中东的生存安全,必须将整个地区分成若干小国,尤其将所有现存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分解。按照伊农的设想,黎巴嫩将被分成5个省;叙利亚按照种族或宗教被分成几部分:沿海地区的什叶派阿拉维、阿勒颇地区的逊尼派,大马士革的逊尼派、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等分别组成不同国家;伊拉克将分裂为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3个国家。如果埃及被分成许多小国,利比亚、苏丹等北非国家也将群起效仿。

事实表明,正是以色列在中东搅局,才使阿以问题(后来是巴以问题)成为中东肌体上难以愈合的溃疡面。力促阿拉伯国家团结联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最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而半路夭折。当前,中东地区大部分战争、冲突和矛盾,都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冷战期间,阿以至少爆发了5场地区战争:1948年的阿以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的赎罪日战争、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冷战后,以色列至少针对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黎巴嫩发动过三次大规模进攻。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将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各国军事负担沉重,难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

近年来,随着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扩张态势更加咄咄逼人。2006年7月,以色列在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伤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5 000多平民伤亡。此外,以色列还持续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同时残酷镇压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2018年3月30日,巴勒斯坦人发起“愤怒日大游行”,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抗议群众悍然开枪。截至6月12日,已造成135人死亡,14 000人受伤,其中7 800人住院。在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无视叙利亚领土主权,频频对叙境内军事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此外,以色列还竭力渲染“伊朗威胁论”,称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使“黑暗正在降临”。正是在以色列竭力鼓动下,美国在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而伊朗也由此开始重启核计划,这使原本平息下来的伊核问题再次出现“硬着陆”危险。

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发展壮大,还导致它与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冲突日趋激烈。伊朗不属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也无领土争端,但出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安全竞争等多重考虑,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始终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稳定的最大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将以色列称为“小撒旦”,中断了与以色列在各个领域的合作。2005年8月上台的内贾德总统同样极端反以。他上台后频频发表反犹极端言论,如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像“一棵干枯、腐烂的大树”,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与此同时,随着2003年伊核问题曝光后,两国对抗增加了新的矛盾点:伊朗执意推进核计划,以色列则竭力渲染“伊朗核威胁”,屡屡扬言要对伊核设施动武。双方数度到达几乎爆发战争的程度。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盟友,原本与以色列相处和睦。但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重心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土耳其开始高调介入阿以问题。埃尔多安不仅在国际场合严厉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权益,还废除了两国长达10多年的协议,禁止以空军进入土耳其领空训练。2010年6月,土耳其派遣救援船救援加沙,在遭到以军袭击后,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提出《新中东和平计划》后,土耳其明确表示反对,其调门甚至比许多阿拉伯国家还高。土以关系恶化,为本就不太平的中东局势增添了新变数。

总之,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发展壮大后,频频引发的阿以冲突延续至今,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持续升温,由此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持久动荡,乃至多次面临战争风险。从表面看,这是以色列的安全战略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安全战略冲突所致,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结果,但从历史根源看,正是当年英国扶植犹太人在中东建国,才为中东动荡埋下“世纪争端”的祸根。20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有媒体撰文指出:“巴勒斯坦被占领,这是英帝国在亚非世界制造的最大的领土纷争之一。一百年后,这些事件仍余祸未消。”

(作者简介: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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