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本人在《西亚非洲》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论文，谈到近年来中东形势变化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全球性议题增多以及大国间竞争和博弈加剧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不断增大。二是随着中东政治转型向更深层次不断深化，地区国家内部问题开始突显，发展不足和治理不善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安全隐患正在超越传统地缘安全问题的挑战。很多国家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协调国内政治和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在当前新冠疫情的形势下，这两大特点变得更加明显了。

首先，疫情是当前最大的全球性议题。新冠病毒已经波及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东国家无一幸免。虽然从全球范围看，除了伊朗之外，中东疫情还不算最严重，但是考虑到疫情仍在发展之中，而且中东大部分国家的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尚不健全，治理能力较弱，病毒的检测和治疗手段不足等，未来一段时间能否有效应对疫情扩散，将直接关系到中东地区及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从大国博弈层面看，虽然美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疫情灾区，却仍不忘对中国发难，正利用疫情加紧制造反华舆论。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甩锅，转移国内压力。但美国要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和争夺已是其国内两大政党一致的国家战略。美国试图拉拢一些西方国家联手向中国施压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态势不会因疫情结束而减缓，很可能进一步强化，未来也必定会在中东政治、经济和热点问题上有所体现，并对中东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内外政策产生潜在和深远的影响。

前几天在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欣路老师表示，在当前疫情下阿拉伯媒体有很多对中国的负面评论和质疑的声音。这些负面舆论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西方的影响，由此可见西方舆论在中东仍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东很多国家都存在亲美亲西方势力，特别是在一些国家的精英层中亲美、亲西方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去年曾经分别以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为对象做过一个民调，其中一项关于对中国好感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政府高层和普通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较高，但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好感度却是最低的。这种现象在中东很普遍，应该对此予以重视。

虽然现在的负面舆论主要集中在疫情上，但在美国已经从战略意义上对中国发动全面舆论战的背景下，未来美国一定会制造更多对中国不利的话题来影响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破坏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很可能通过改变对一些中东国家的政策来拉拢这些国家，挑拨离间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虽然美国总体上从中东收缩的态势不会改变，但是美国依然掌握着诸如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未来不排除美国以此作为破坏中国中东政策的工具。在经济层面，美国也可能利用其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传统影响力和其手中掌握的控制工具，破坏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争夺中东市场，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等等。对此需要密切关注，做好预判和充分的应对准备。

其次，疫情使中东地区国家的内部问题更加突出。本人在之前的论文中曾经大胆地预判，中东地区和国家治理和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终究要盖过传统热点问题而成为地区局势发展的一种新趋势。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以及由此加剧的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显然会加快这一趋势的形成。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大幅下调经济增长预期，这将对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本人认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打击更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会将更多精力和财力用于国内治理。这意味着一些国家将减少对外折腾。世人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对地区事务介入和干预的意愿和能力都已经有所减弱，其它一些对中东热点问题介入很深的域外国家也同样受国内疫情所困，不得不减缓或停止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疫情过后，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和发展，并因此减少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对外行动。也有专家认为，不能对此期望抬高，一些国家减少对外行动不过是疫情之下的权宜之计，疫情过后，或许会一切照旧，热点再起。确实，只要中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各方仍有可能因突发事件再次回到冲突状态。此外，也不排除外部力量从中搅局、打乱中东国家政治和解及经济发展进程的可能性。还有，我们通常是理性地看待问题并分析其前景，但中东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中东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往往不按常理出牌，这也是为什么中东的治理极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本人还是相信，形势比人强。解决吃饭问题毕竟是第一要务，如何走出经济发展困境显然是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包括中东各国面临的长期和主要的挑战。

（本文作者李伟健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