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此次疫情视为改变历史的大事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甚至认为此次疫情开创了新纪元。这些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历史发展的脉络往往是由重大事件来定义的。而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演变的过程。所以弗里德曼也特意强调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众所周知，现代国家间的差异和竞争，虽然受制于很多因素，但最终取决于制度的强弱。所以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一次制度变革的机会。那么，在此次疫情中，中东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让它不要浪费呢？如果没有，那么中东面临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一、制度演变的两种模式
制度演变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渐变过程，通过积累或自我调整和修改，实现量变到质变。阿拉伯之春就是积累的过程，但是没有导致质变。另一种是剧变，常常被称为关键历史转折点，由偶发因素促成，后果常常是制度的质变。大部分情况下，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是由这些大事件来决定，就像地震让河流改变方向，进而产生生态、经济和社会政治后果。大事件可能是渐变积累而成；也可能是瘟疫和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
这些大事件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很简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常常导致众多因素汇聚、破坏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平衡，为权力重新分配创造一个机会。换句话说，这种历史转折点具有系统重设的功能，也就是重新洗牌。不难发现，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危机的结果；危机常常是成功改革的前提。可以说危机的深度与改革的力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大转型常常发生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之后。这个关系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这种重设功能一旦开启，经过不同的制度选择，就出现路径依赖，此后不同社会之间发生制度漂移，各个社会渐行渐远。最为典型的制度漂移是二战后的南北朝鲜（韩国）。在全球层面，二战结束和冷战结束都对战后国际秩序重构起到关键作用并影响到大部分国家的发展。
但是大事件仅仅提供了制度重设的功能。最终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这个过程既非自动，也非线性，更非单向。换句话说，作为大事件，疫情只是提供了洗牌的机会；但是否洗牌以及如何洗牌，本身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造成东西欧的制度分叉造成。此前东西欧之间的制度差距较小，都是封建制和农奴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黑死病造成的劳工短缺却产生不同效果。在西欧，劳工短缺让农民有机会摆脱农奴身份，最终摧毁掉封建制，为工业革命铺平道路。但在东欧，却发生制度倒退，在1500年后产生二次农奴制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农民和地主间的权力分配在东西欧有很大不同。
现在回到中东，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在这次疫情中，中东是否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往前走而不是向后退？中东可能会面临哪些后果？
二、中东的核心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中东需要改革。但是需要哪些改革？中东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
从中东与世界的关系、中东与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在各个地区当中，中东是一个异类：这个地区的国家一边深受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一边拒斥这些影响，而且是全方位的拒斥。主要的表现一方面是态度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全盘反对，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拒斥。在政治上，中东国家的权力分配具有高度排他性，并且权力的使用不受制约，没有节制；中东的经济制度上是典型的榨取型经济，缺乏现代经济的包容性和多元化。而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多元化：权力和财富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或至少是某种程度的分配；权力受到至少某种程度的制约；国家机器有能力自我约束。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排他性的和包容性的——决定了近现代以来国家间的根本分野。
造成中东社会选择排他性制度的最为根本因素是石油经济出现后资源诅咒的逻辑和此后的制度积累。其后果是让一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运动让位给宗教影响，国家建设努力失败，融入现代经济的机会丧失。
过去若干年来，这些问题经过积累，已经产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个是阿拉伯之春从世俗化角度予以反击，尽管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确实预示了一个新的开始。加上此后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极端宗教努力失败后，基本上宣告中东威权政体和政治伊斯兰的破产：因为没有能力维持和平和繁荣，势必要让位给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
三、中东的三种发展前景
疫情的发生让中东面临三种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各国顺应此前已发生的趋势，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运动同时进行，利用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运动推动改革。这一种方向需要两个层面的努力：政治精英愿意放弃大量权力和利益；同时也需要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但是鉴于目前的态势，这个趋势基本上没有可能发生。
第二种可能性是制度倒退，也就是政治伊斯兰的强化——政府利用疫情更加集权，同时伊斯兰化更加严重。这种趋势的可能较大。
第三种可能性是失序状态——世俗化和政治伊斯兰化都难有成效。政府和伊斯兰教组织都无力控制和整合社会；同时世俗社会的组织能力也被进一步分化削弱。与阿拉伯之春的情况不同，此时国家尽管无力整合社会，却有能力镇压；而社会有愤怒但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其结果是导致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比较而言，第三种趋势发生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
四、中东悖论
疫情之所以可能让中东陷入这样一种失序状态，究其原因在于中东社会面临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疫情发生之前就长期存在，而疫情的发生加剧了这个悖论：一方面，政府权力进一步收紧，滥用权力的倾向严重，导致权威丧失，难以整合社会；但同时权力又无法集中，而是受制于宗教和各种宗派力量的影响，无法实现有效的制度选择。
做出正确的制度选择的前提有两个：或者是有强力的政府来推行改革，如俾斯麦的德国和1978年的中国），或者具有成熟活跃的市场引导政治精英做出有利于市场的选择，例如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但此次疫情中的各种现象都显示，这两个条件在中东都不具备，这些国家也很难突破这些局限，甚至可能因为疫情而加重。
首先是中东政府普遍采用极端控制手段，不仅仅是对集会的限制，也包括对议会的打压。很明显，政府希望借此重新夺回从阿拉伯之春当中被削弱的权力。很难想像这些政府会愿意在危机过后交还权力——国家建设能力不足的政府的最大弊端之一是无力自控，在危机过后还权于社会。
其次是来自社会的制约能力可能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排外情绪与此前的极端主义叠加，对区域内和区域外的敌视增强。例如伊朗疫情爆发后很多阿拉伯社会的民众中盛行阴谋论，认为病毒是伊朗的什叶派阴谋，意在传染给逊尼派人群。此外对西方和其它地区的仇视也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着宗教势力的抗拒，教会拒绝遵守隔离措施，执意进行大规模礼拜，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传播。
在所有问题当中最为严重的是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可能产生的后果。此前很多国家的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现在雪上加霜，变得更加脆弱。如果经济崩溃发生，政府无力补救，这些社会将陷入到泥潭中无力自拔，留下的权力真空和权威真空只能由宗教填充。
在这些内部问题之外还叠加外部制约，也都不容乐观。首先是区域冲突依旧，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冲突丝毫并没有减弱。其次域外大国也并没有停止干涉，美国对伊朗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很可能会助长伊朗保守势力，让伊朗改革派失去改革机会。
当然，中东地区由众多国家构成，很有可能会出现地区内的分化，各国向不同方向发展，不排除有些国家，例如阿联酋、阿曼等国家能够顺应时势，沿着第一种可能性发展。但从地区总体情况来看，内外因素决定了中东地区是一个脆弱分裂的社会，疫情很可能让早已存在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也让很多国家在这次历史转折点前错失良机。
（本文作者寿慧生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