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1日，中东非洲经济发展研究重点学科研讨会于在西亚非洲所举行，学科主持人杨光介绍了学科建设取得的成果，强调学科建设要重视系统性，也要重视创新性。学科成员围绕学科启动以来的“创新”收获进行了交流。

李智彪就非洲发展战略和非洲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指出：非洲现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基本上是过去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延续或翻版。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曾因广受批评和反对而被弃之不用，但这一计划的主导思想和主要政策框架在换上减债计划、减贫战略等新的外包装后继续掌控非洲经济发展，其根源在于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在物质层面严重依赖外部世界。他认为：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承载能力超限等问题使中国越来越难以维系世界工厂的地位，并对现有经济发展方式构成挑战。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将世界工厂外移，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是中国外移世界工厂的最佳目的地。大力发展工业化、向新的世界工厂迈进是非洲彻底改变单一经济结构、真正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最有效途径。数十年经济多元化失败的经历说明，非洲单个国家难以实现真正的工业化，非洲的工业化必须立足全面思考、规划，这样才有可能把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单一性变成各具特色的区位优势。中国与非洲在世界工厂角色转变过程中有着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非洲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将有助于中国解决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安春英阐述了对减贫战略的看法。她将减贫战略划分为两类：复合型减贫和核心型减贫，并且利用倾贫式增长理论（倾贫式增长目前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要高于社会平均数；另一种是，在经济增长中，贫困人口绝对的数量减少）提出了倾贫式增长的8个路径。她认为，中国减贫战略的成功主要是关注一次分配，让贫困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受益，而坦桑尼亚减贫效果不好的原因则是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生产性收入的增长不足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她从两方比较中得出的看法是，非洲国家的减贫战略应当更多的关注一次分配。关于非洲减贫的外部动力，她认为非洲减贫模式已经由南北合作的单向度模式向南北-南南合作的双向度模式转变。

姚桂梅认为，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快速成长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机遇，来自亚洲的力量正在悄然改变非洲。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要远远好于西方国家。她采用SWOT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要通过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促进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在内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非洲地区内部贸易发展。她指出，国内很多企业对非投资热情非常高，例如提出了跨越非洲的大铁路计划。但是，非洲是个容易进入，不容易出来的地方，对非投资一定要量力而行。参与项目要有所侧重，试点先行。

陈沫就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指出，尽管中国对非洲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但中国未来能源进口仍然主要要依靠中东国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关系不能满足于贸易，现在更应当强调在能源领域开展投资合作。从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既可以吸引石油资源国投资于我国的炼化工业和石油工业下游领域，也可以采取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到中东油气资源国去进行石油天然气工业上游和下游领域的投资。中东地区能源资源大国沙特开始开放天然气工业上游领域，为我国与其在这一领域展开合作提供了机遇。

姜英梅从新制度金融理论的视角，以中东阿拉伯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中东金融体系演变及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概括和总结了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金融发展应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需求为辅，以地区主义来应对全球化的发展等观点。

杨宝荣指出，在非洲经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平衡性日趋严重，而这种不平衡有可能会引发政治动荡。非洲的非生产性产业发展较好，而投资非洲国家的“硬件”却不赚钱，这种情况不利于非洲的工业化，非洲国家需要解决体制建设问题。他还指出，非洲国家的私有化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在发展不平衡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产业发展缺少自主性和保护性。在经济发展中，保护民族经济非常重要，但非洲国家在这一领域有严重缺失。

朴英姬提出，为了促进对非投资，中国应当做到：建立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制和管理体制，提高政府的服务功能。目前，中国的行业协会功能还不够，应当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就企业来说，应当重视质量管理、重视本土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刘冬把粮食价格与中东国家政治稳定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经济角度来看，2010~2011年中东动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粮价暴涨。而更为深入的原因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东非产油国粮食进口支付能力过低，难以抵御国际高粮价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中东非产油国制造业发展滞后，从而造成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他还从研究欧佩克的作用中发现，经济学界对欧佩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佩克与国际油价波动的关系上。因为欧佩克影响油价波动能力的不稳定性，学术界对欧佩克市场属性的界定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其实，欧佩克研究不应仅关注欧佩克与油价波动的关系，而是要看欧佩克能否维持垄断高价。因为卡特尔建立的初衷并非是左右价格走势，而是要获得垄断利润。因此，与关注油价波动和走势相比，关注欧佩克维持高油价均衡的能力对判断欧佩克的市场属性更为重要。

杨光认为，西亚非洲国家进行的经济调整，按照启动顺序，大致可归纳为3个阶段（稳定宏观经济、理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经济）和5个基本方向（宏观经济稳定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国有企业民营化、对外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方面，他提出要修正奥肯提出的“痛苦指数”，才能更好地研究社会稳定问题，即在观察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贫困率的因素。关于中国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的启示，他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8大差异，即经济发展方针是否独立自主；中央政府是否足够强大；经济文化是否有利于发展；对外开放是否积极主动；经济改革是否循序渐进；社会代价是否能够得到控制；发展的和平环境是否能够建立；以及市场规模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等。关于国际能源关系，他提出世界石油市场呈现出板块化趋势，美洲、亚洲和欧洲三大板块已经基本形成，非洲国家是3大板块的第一补充供应来源。从板块化角度观察中国的对外能源关系，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与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战略性相互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