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何以成为全球贫富分化最显著国家

杨宝荣

《学习时报》（2025年10月31日第02版 ）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南非基尼系数高达0.63，排名世界第一。南非长期被认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财富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医疗保障差是其突出表现。其政府虽重视减贫和解决不平等问题，但贫富悬殊和严重不平等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甚至呈扩大趋势，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南非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现象，为全球南方国家研究制度转型、探索可持续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警示。

严重的贫富差距现状。高度的财富集中与收入失衡。南非社会经济的典型特征在于其极端且持续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极高区间，自20世纪70年代末便持续高于0.6。在新南非政府成立后的1993—2014年关键转型期，该系数的平均值高达0.63，并在2005年创下0.648的历史峰值。至2024年，南非更以0.63的基尼系数位居全球之首，标志着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已为世界最高。这一严峻的收入失衡，直接对应着国民财富的高度集中。数据显示，该国最富有的10%人口掌控着超过80%的国民总财富。与此相印证的是，南非拥有非洲最庞大的高净值群体。据《2025年非洲财富报告》，其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数量超过41100位，占非洲总数的34%。这种极端的财富集中与收入失衡，共同构成了南非社会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广泛的贫困处境与居住隔离。按照世界银行2024年中等收入国家贫困线标准每日6.85美元，2023年南非的贫困率达到62.6%。基于该国6302万人的总人口推算，贫困人口数量约为3945万人。经济层面的困境更加深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94年至2024年间，南非除2002—2008年外，多数时期经济增长率低于4%或呈负增长，而同期的年均通胀率却达到5.74%。这种“低增长、高通胀”的经济环境不断侵蚀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使大量家庭陷入收支失衡的困境。居住条件直观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2023年约12.2%的家庭超过770万人居住在非正式住宅中。

严峻的结构性失业与社会治安恶化。经济层面的深刻矛盾最终体现为社会层面的系统性危机。在就业领域，南非面临长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2000年至2025年间，平均失业率高达27.49%，2021年第四季度更达到35.30%的历史最高点。青年就业形势尤为严峻，2024年初有数百万15至24岁的青年人处于既未就业也未就学或接受培训的状态。大规模的失业直接导致对社会救济的深度依赖。2024年10月，领取社会困境救济金的人数接近770万人；到2025年，各类社会救助的领取总人数达到2600万人，意味着超过40%的国民依靠政府救助维持基本生活。这种普遍的经济困境必然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南非的社会治安状况长期恶化。在盖洛普全球法律与秩序指数中，南非的“民众安全感”在144个国家中排名末位，仅有33%的成年人感到安全。

多重因素导致贫富差距持续加剧。历史制度遗留问题与利益格局的延续。种族隔离制度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固化族群间的发展权利与资源获取渠道，塑造了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1994年民主转型后，新政治体制在旧制度基础上实现嫁接，这种制度变迁模式决定了消除历史积垢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新南非政府虽然通过《黑人经济赋权法》等政策工具试图重构利益分配格局，但触及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远比政治转型更为复杂。以土地分配为例，新南非政府承诺通过市场方式将30%的白人占有土地转移给黑人，然而截至2024年底，全国8%的白人仍拥有近75%的农田，80%的黑人仅拥有约4%的土地。在长达30年的土改进程中，分配方式与土地权属性质始终是各政治派别的争论焦点。2025年10月，共同执政党“南非民主联盟”提出废除《黑人经济赋权法》的动议，进一步凸显了制度变革的深层阻力。

城乡结构转型与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释放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黑人从受限的乡村土地涌入城市寻求发展机遇，这一过程因制度统筹不足而演变为无序城市化进程。1994年至2024年间，南非GDP增速除个别年份外均未超过4%，这种低速增长严重制约了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与此同时，有限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对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显著缺口。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种族隔离时期形成的教育不公使得大量进城黑人缺乏适应现代就业市场的专业技能，被迫进入低端服务业领域。这种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短缺与人力资本不足的三重困境相互交织，使城市化进程非但未能成为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反而成为贫富差距在新型城乡关系下的重要生成机制。

经济二元结构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割裂。南非贫富差距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其鲜明的经济二元结构特征。作为非洲大陆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南非在吸引外资与科技创新领域表现突出，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24年的第69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61位。现代化的城市风貌与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其在国际认知中常被归类为“发达国家”，然而现实是即使在其经济鼎盛时期，南非的国民收入平均水平也从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这种认知与现实的背离根植于南非经济的二元结构本质特征。一方面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与精英教育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存在的非正规经济与薄弱的社会保障。这种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得增长成果难以实现普惠共享，进而强化了贫富分化的社会认知。

产业转型失序与治理机制的系统缺位。南非的贫富差距问题还需要置于经济发展与制度治理的双重维度下分析。作为经历深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南非正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服务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然而治理机制的系统性缺位使得这一过程失去平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南非农业占GDP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9%以上持续下降至2013年的1.9%，尽管2024年回升至2.9%，但仍远低于历史水平。2024年服务业就业占比达60.5%。这种产业结构变迁并非健康的升级过程，而是传统产业衰退与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并存的表现。国家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引导产业有序升级、平衡转型成本分配等方面的制度统筹不足，使得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难以建立，最终导致贫富分化成为南非转型期的发展困境。

南非贫富差距对全球南方国家共赴现代化的警示。市场手段不能弥补基本制度的缺位。南非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了制度重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新南非政府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的结构性不公，却陷入误区。土地回购等政策在既有不平等格局下运作，不仅加重财政负担，更因制度缺陷而难以实现实质公平。这表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建立在健全的制度基础之上。全球南方国家需认识到，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提升，更是社会关系的深刻重构。当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时，任何技术层面的政策调整都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因此，现代化进程必须优先完成制度重构这一根本任务，建立确保机会均等、权利公平的制度框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政府治理体系应具有应对自身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协调发展的统筹能力。南非非国大执政30年来的治理实践，凸显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治理能力的核心地位。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发展需求、政治正确与经济活力、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等多重矛盾，单一维度的政策应对往往顾此失彼。南非在经济赋权问题上的困境表明，良好的政策初衷需要配以系统性的实施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应当从碎片化的政策应对转向整体性的制度构建，建立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平衡多重目标的综合治理框架。这种系统性治理能力不仅体现在国内政策的协调统一，更需要在国际化进程中保持战略自主，在开放与保护、借鉴与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无差异对标发达国家标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南非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盲目对标发达国家的做法，折射出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认知误区。发展阶段的客观差异决定了政策设计的适配性原则。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建立基于国情实际的发展路径，避免将现代化简单理解为对发达国家模式的机械复制。这种渐进式路径要求在实践中保持战略定力，既要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又要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应当制定与本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标准体系，既保持发展动力，又防范超越阶段的福利承诺。这种务实的发展观，是实现可持续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