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非洲之角风云变幻，让人目不睱接。对此纷繁复杂的态势，乐观者有之，悲观者更甚。要更好地理解非洲之角地区局势，就必须从复杂的变化中寻找到潜在的长期性问题。个人以为，当前非洲之角的种种发展，事实上蕴含着三个中长期的转型，其未来走势不仅将决定非洲之角的发展方向，更可能对非洲乃至中东地区产生重要的溢出影响。 

第一个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种自然现象，但其集中发生仍令人瞩目，即领导人的代际更替。 

由于非洲之角地区尚未普遍采用定期的民主选举，因此其领导人的代际更替就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2018年4月，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临危受命成为埃塞俄比亚新总理，很大程度上拉开了非洲之角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序幕，尽管此前于2017年担任索马里总统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也相当年轻。2019年4月，时任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被迫下台，也标志着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大门得以打开。在此之外，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不仅执政接近30年，且传言健康存忧；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也任职满20年且接近其宪法规定的最高任职年龄（75岁）；南苏丹两位领导人长期相互对抗，不仅对其自身合法性产生了重大伤害，也潜在地推动着新生代领导人的成长。 

总之，领导人的代际更替在非洲之角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集中发生，对次地区的政治生态、政治立场等均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年轻的领导人有着更加多元的族群、宗教背景，同时由于年龄原因对各种新变化更加开放。例如，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的父亲是来自奥莫罗族的穆斯林信徒，而其母亲则是来自阿姆哈拉族的基督徒，而其成长经历又使其对非洲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宗教有较深入理解，因此他的执政理念中强调更为开放的“融合”或“团结”就毫不奇怪。当然，整个次地区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可能会推动“跨越”式的领导人代际更替，如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43岁）和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57岁）都相当年轻。 

第二个转型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地理现象，即一个跨越红海的“新”地区正在浮现，非洲之角在这一新地区塑造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很大程度上由于红海的存在，非洲之角和隔海相望的海湾国家在历史上的交往算不上密切。但随着2015年也门内战的爆发和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的发展，海湾国家的相互矛盾或冲突逐渐溢出并在非洲之角得以展现，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展为直接的对抗。从2015年开始起，海湾国家便纷纷在非洲之角开展港口建设，其中不少是军民两用的。例如，2015年，阿联酋与厄立特里亚达成协议，租借后者阿萨布港及机场作为军事基地，租期30年；2016年，迪拜世界港集团与“索马里兰共和国”达成一项价值4.42亿美元的协议以翻新柏培拉港，随后又为协议增添了军事内容，新设的海军基地可使用达25年。又如，与阿联酋同一战线的沙特于2018年底组建了一个名为“红海联盟”的联盟，并在红海沿岸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与之相对的，土耳其很大程度上站在卡塔尔一边，于2017年9月启用其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军事基地，并于2018年12月与苏丹签署了租赁萨瓦金岛的军民两用的协议。正是由于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积极运作，使整个非洲之角的军事基地数量迅速增加，且大多数为海湾国家而非其他全球性大国所掌握。随着两个先前存在重大差异的地区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跨越红海的新地区正在形成，这本身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安全意涵。 

第三个转型更多是种经济现象，即非洲之角各国的治理思维正逐渐从“安全优先”转向“发展优先”。 

非洲之角长期遭受国家间战争、内战、恐怖主义、人口贩卖、饥荒等所威胁，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进入21世纪后，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为代表的部分国家经济表现较好，一种发展主义或发展优先的治理思维逐渐得到强化。尽管自2016年起，埃塞俄比亚内部矛盾爆发使其发展道路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但阿比就任后迅速扭转态势，使其持续了10余年的快速增长态势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不仅如何，阿比就任后迅速采取一种发展优先的外交路线，迅速启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进程，并致力于推动多个三边关系的缓和。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对地区和平的积极推动，阿比于2019年11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外部伙伴的经济性投资对于非洲之角的治理思维从“安全优先”到“发展优先”的转型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非洲之角经济相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为抓手，推动非洲之角经济走廊的建设，对于非洲之角“发展优先”思维的巩固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尽管其投资有明显的军民两用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海湾国家对非洲之角的大量投资，也会重大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对治理思维的转变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必须承认的是，上述三大转型很大程度上仍在展开之中，仍充满重大不确定性：年老的领导人会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历来都是领导人代际更替的一个重要难题，在非洲之角可能更加困难；跨红海新地区的形成极可能遭到来自非洲之角和外部大国特别是美欧大国的抵制，尽管其方式未必相同；而治理思维的转型明显面临着包括国家层次的内部治理困难、次地区层次的安全挑战及跨地区层次的动机不纯等的挑战。就此而言，外部伙伴最为重要的贡献，或许是推动上述三大转型朝向更加平稳、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真正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本文作者张春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