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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世明:从智库研究的角度看非洲国别研究的紧迫性
文章来源:詹世明    日期: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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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非洲研究机构的发展有目共睹。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非洲的持续关注使得非洲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以“非洲研究”或者非洲某区域国别研究为名的机构达到30余家。但这些情况也有“虚假繁荣”的成分。一方面新的机构不断成立和新的研究人员不断加入,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老牌的机构出现衰退或者名存实亡,实际上各个研究机构正在经历一个“此消彼长”的发展变化过程。真正专职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和学者加起来不到100人。而2014年以后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在促进整体研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表面繁荣的现象,有些非洲研究的拓展不完全反映正常的学术规律,而是追逐功利的结果。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严格地说,没有雄厚的学术研究积淀作为基础,智库研究资政和启智的功能也无法很好地发挥。当前来看,我国非洲国别问题智库研究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内非洲智库研究的水平还比较低。首先是进行非洲智研究的学术积淀还比较薄弱。国内非洲研究机构大多以“非洲研究中心”或者“非洲研究院”为名,专事非洲区域或者国别研究的少,且普遍存在专职人员少,研究基础薄弱的特点,以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研究人员撑起门面的情况比较普遍。国内甚至还缺少一整套非洲国家历史的专著或者译著面世。我们对非洲的了解还非常有限,非洲研究人员中曾在非洲进行中长期调研的比例还不高,很多调研只是短期进行,甚至出现“从机场到宾馆”再“从宾馆到机场”的模式。国内充斥的很多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很多误解和抹黑与我们对他们的不了解直接相关。中国对非洲要达到较为充分的了解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其次是智库成果提交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官-研关系还理顺得不太好。一方面智库不太了解决策部门的需求,另一方面决策部门还没有养成向智库“资政”的习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非洲研究智库的生存和发展缺乏肥沃的土壤,也使得决策部门对智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如何加强官-研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非洲研究智库面临的当务之急。其三是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那就是智库成果还停留在低水平。有些向决策部门提交的材料甚至连在一般刊物发表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涉猎原来毫无研究基础的领域并向决策部门提交要报。幸运的是,当前阶段决策部门还没有特别信任智库的成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二是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拓展和加深使得非洲国别研究更具紧迫性。以苏丹为例,因为石油的因素,有人可能认为与十多年前比,苏丹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降低了。实际上与之前中国在苏丹的利益集中体现在石油领域相比,当前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在国际场合的合作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苏丹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升了。这种情况对于其他非洲国家也同样适应。当前中国在非洲有一万多家企业,各类人员100多万人,投资和工程承包遍及非洲每个角落。举个例子,听说摩洛哥某地一个电线杆倒下,被砸中的是一个正在照相的中国人,可见中国目前在非洲利益之广之深。原先和中国利益关系不大的非洲小国,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危及中国的人员和财产利益。西非小国塞拉利昂一个机场项目出现的反复甚至成为西方国家诋毁中国对非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证据”。可见,加强非洲所有国家的国别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此外,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也会在非洲有所体现,有时甚至会达到激烈的程度。最近一些年中非关系尤其是中非经贸关系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中非相互需要的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没有在具体行动上对中国在非洲的拓展进行实质性的阻挠和干扰,一旦欧美国家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他们能够腾出手来对付我们,那么中国与非洲发展关系将遇到极大的阻力。而欧美国家在非洲的强势存在不仅建立在与非洲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军事联系上,而且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之上。在这方面我们和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还非常大。因此,加强非洲国别研究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家战略上的意义。

三是社会需求的增长也凸显非洲国别研究的紧迫性。随着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国内普通民众、在非投资业、新闻媒体等部门对非洲知识的需求持续增长,但关于非洲知识的生产和积累还远不充分。国内对于非洲法律、教育、文化艺术、旅游等方面的知识的渴求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全面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些方面知识的匮乏状况。这种非洲知识匮乏的情况不仅在于非洲整体方面,更在于具体的国别方面。在发挥开启民智作用领域,非洲国别研究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有很多艰巨的任务需要面对。

当前,由于社会上一系列评价和考核体系的影响,专事非洲国别研究的学者的生存环境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困难。一方面,智库成果所获得的即时利益要大于基础研究,使得一部分研究人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为决策部门提供各种咨询和材料上,影响了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这从长期来看是不利于非洲的整体研究水平的;另一方面,一些学术研究平台(如学术期刊)因为非洲国别研究成果的影响因子较低而下意识地提高刊发相关成果的门槛,使得它们被采用的几率降低。所以,从提升非洲国别研究的整体水平着眼,一方面需要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考核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非洲研究的学者们看准方向,保持定力。否则,智库应具备的研究、咨政和启智的功能一个也无法得到很好的发挥。

(本文作者詹世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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