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发展报告（2015-2016）》指出，近两年，非洲国家的“第三任期”问题集中涌现，让非洲民主转型之路增添新变数。非洲政治转型困境产生的负面效应必然传导至非洲安全领域，加之全球经济不景气，中东“伊斯兰国”势力向南渗透等多个外部因素共振，非洲暴恐活动呈现新的发展变化，因而非洲和国家社会也集中关注和应对非洲的政治危机和极端暴恐活动。

其一，非洲多国的“第三任期”问题的集中爆发。 “第三任期”问题笼统的说是指领导人通过修改宪法等方式，取消对总统或最高实权领导人的任期限制。2014年以来，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刚果（布）、卢旺达、布隆迪等国都以不同方式需求超期连任，并引发政治危机。欧美在“第三任期”问题采取双重标准，根据亲疏关系以及地缘政治价值的大小，对不同非洲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从未来走势上看，非洲领导人的任期问题将会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但总体上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是在深化，而不是减弱。有任期问题的非洲国家，其领导人基本是政变或内战后上台，特殊的历史因素成就了这些领导人的强势地位，因此“任期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现象。

其二，极端暴恐威胁有加剧之势。从2014年至2015年，恐怖主义对非洲安全形势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这主要表现在重特大暴恐事件频发，袭击手段更为凶残。非洲原有的三大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萨赫勒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依然活跃度不减，频频作案，同时还冒出不少新的恐怖势力和相关分支。此外，中东的“伊斯兰国”又大举向非洲渗透，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严重冲击到非洲多国经济，非洲国家在应对恐怖威胁的财力、物力上吃紧，使得地区暴恐形势更为严峻。

其三，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应对。在处理布隆迪的“第三任期”问题上，非洲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在非盟、东非共同体等多方努力下，在2016年2月初步达成共识，为“非洲国家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奠定了基础。在反恐问题上，非洲各国则目标一致，西共体搭建起了地区反恐机制。此外，2015年以来，中国和非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新亮点”，凸显了中非安全合作中“大国担当”、“非洲诉求”与“海外利益维护”的特点。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8月，撰稿人：黎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