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非合作面临的体系性外生压力和可持续发展内生压力均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在坚持中非合作“基础中的基础”定位的同时，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新性、可持续性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出发，对中非合作“基础中的基础”定位加以再明晰。

百年大变局不仅意味着整个国际体系的加速转型，也意味着由此而来或相伴而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模式的长期性、战略性转型，以及中国外交布局的优先次序与时俱进的调整。对中非合作而言，体系转型特别是与大国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意味着非洲或中非合作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正发生明显变化。作为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中非合作稳固但也易受忽视，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之后，中非合作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权势竞争的焦点；更为形象地说，中非合作正从中国外交的稳固大后方变为战略前线。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和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国际体系转型加速推进但仍充满不确定性；中非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确保非洲在新体系中更为有利的地位的重大挑战。第二，在经过改革开放头4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模式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其核心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非经贸合作的基本内涵、优先次序等需要作相应的战略性调整。第三，与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模式转变相对应的是，中国外交布局的优先次序正发生调整，尤其是与大国关系正进入新的时期，这意味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关系也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其基础地位的重心正朝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时的状态回归。

进入21世纪后，中非关系在头20年的发展可称作快速发展期。但随着中非合作的基本盘日渐扩大，中非关系正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速度可能明显放缓并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第一，未来一段时期，中非合作将难延续持续的快速增长，如何夯实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成为关键。无论是从贸易、投资还是从工程承包看，中非合作都已经达到阶段性的高位，保持其稳步但未必快速的增长，将是下一阶段的首要任务。第二，随着中非关系基础逐渐从传统的情感主导转向当今的利益主导，中非政治合作、中非人文交流等均面临着重大的模式调整压力。第三，在其他短板领域，尤其是和平安全领域，能力不足现状尚未得到明显改善，这意味着中非合作转型可能存在潜在的内部阻碍。

非洲或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本身是高度清晰的，即“基础中的基础”。但必须强调的是，时期不同、发展水平提升等会使这一“基础中的基础”的重心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基础中的基础”本身也是动态的。在“富起来”时期的中国外交布局中，中非关系的“基础”地位意味着其作为大后方的稳定性，尽管这也意味着更易被忽视；但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非合作的“基础”地位更多意味着要通过实现中非合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下一阶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新基础。具体而言，这一新基础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应从进一步夯实中国“创新型复兴”的基础角度，提高中非合作的战略优先次序，使其成为中国“创新型复兴”的战略先锋；第二，应从进一步夯实中国“可持续复兴”的基础角度，提高中非合作的战略能见度，使其成为中国“可持续复兴”的战略支撑；第三，应从进一步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角度，增加中非合作的战略投稿，使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战略示范。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20-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撰稿人：张春、张紫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