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
内容提要：塞内加尔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系非洲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学术观点被冠之以“非洲中心论”，其要旨是：人类历史和文明起源于非洲，古埃及文明的主体是黑人，“黑人-埃及”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进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笔者有幸在迪奥普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和“黑非洲基础研究所”进修一年（1988—1989），本文初稿也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全文如下：
关注学术动向的人或许会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始终把西方“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1978年到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1998年），许多处于学术前沿的学者都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和清算。其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在其多卷本著作《黑色的雅典娜》（Black Athena，1987年和1991年出版了其中的头两卷）中对18世纪以来的欧美学术传统做了批判性的回顾和反思。顾名思义，《黑色的雅典娜》的中心观点即在申明“雅典是黑色的”。伯纳尔基于对大量史料的缜密考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其重要源头；换言之，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这对于欧美学者来说无异于一场文化地震，由此而引发的关于西方文明源流的笔墨官司成为20世纪最后10年西方学术界最重要的论战之一，许多知名学者都加入其中。
目前，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与批评业已汇入西方学术主流并使学术研究的格局为之改观。不过溯本求源，笔者以为，这场延续至今的论战实际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业已开始的相关论题争议的延续；而那个时期的主角是塞内加尔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1923-1986）。1954年，迪奥普在《黑人民族与文化》一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其“非洲中心主义”思想，它由下述几个在逻辑上具有连贯性的观点支撑：人类历史和文明起源于非洲，古埃及人的主体是黑种人，古埃及文明是由黑人创造的，“黑人-埃及”使整个世界得到了文明。加拿大历史学家博格米尔•朱西维克基教授（Bogumil Jewsiewicki）和扎伊尔（今民主刚果）学者V.Y•穆迪姆贝教授（V.Y. Mudimbe）在《非洲历史的呼声》一文中认为，迪奥普关于“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可以追溯到法老时期的埃及，而古埃及文明基本上是一种黑人文明”的观点意在与“欧洲中心论”分庭抗礼。因而，“在从学术和科学上同欧洲中心论的斗争中，谢克•安塔•迪奥普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
谢克•安塔•迪奥普（下简称迪奥普）的名字总是与非洲历史的复兴联系在一起，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奠定非洲人的历史意识。迪奥普对非洲的历史与未来始终抱有一种使命感，他开辟了探究非洲历史、文明源流之路，并且是“非洲中心论”最执着的捍卫者。迪奥普的学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但其深入研究的主题则是明确的，这就是驳斥“非洲历史荒漠论”及“非洲文明外来说”，肯定非洲文明的价值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迪奥普的著作跨越史前、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揭示了非洲历史中一些未知的领域并填补了非洲文明演化中的许多空白；他本人亦因此被尊奉为非洲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和非洲文化统一的引路人。
一、迪奥普“非洲中心论”产生的背景
迪奥普的“非洲中心主义”学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确切的说，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欧洲中心论”者关于非洲是历史的荒漠及非洲文明外来说的一种理论回应。
历史学的地方主义是旧历史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积习，非洲黑人的命运也因此变得更为悲惨，他们被“欧洲中心论”神话的炮制者排除在人类历史和世界文明之外。19世纪西方关于种族的伪科学理论，即用所谓的“遗传缺陷”来解释非洲表面上的落后，声称黑人不具备建立文明社会所必需的智力条件。而种族主义的假说又强化了本来就存在的文化沙文主义，后者判定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产生过任何杰出的文明，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都是外来的；黑人由此成了历史的对象而非历史的主体。 关于非洲是历史和文明的荒漠的种族主义观点贯穿于整个19世纪并在20世纪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时期，西方学者有关非洲的著述大都带有种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烙印；直至20世纪中叶，这种烙印的残渣仍不时泛起。而“对这些思想进行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思想都来源于黑格尔”
非洲一词的地理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严格的界定，他将非洲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非洲本士”，即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二是被视为“欧洲的延伸”或“欧洲的非洲”的大陆北缘；其三是被视为“亚洲的组成部分”的尼罗河流域。在上述三个部分中，唯有“与世隔绝的”“非洲本土”处于野蛮状态及“有意识的”历史之外。黑格尔的结论是：“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而其有发展、变化的部分，即非洲的北部则从属于亚、欧大陆。迦太基是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和短暂的因素，但迦太基是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从属于亚洲的。埃及被视为人类精神从东方传入到西方的过渡，然而它并不属于非洲的‘精神’。”黑格尔不仅断然将黑非洲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而且还断言非洲本土不存在任何文明，对世界文明没有任何贡献。究其因，黑格尔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闭塞的地理环境所致，另一方面则在于黑人是缺乏自我意识的自然人；因此“自有历史以来，非洲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处在封闭之中……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
黑格尔关于非洲历史的命题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并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西方学者奉为金科玉律。正如前苏联学者D•A•奥尔德罗格所言，黑格尔的看法对19世纪有关非洲的几乎全部科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英国非洲历史学家J．D•费奇在《非洲史学史的发展》一文中也写道：“虽然黑格尔对编写非洲史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大，但他所代表的观点已成为19世纪历史正统的一部分，甚至在今天也不乏追随者。” 继黑格尔之后，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非洲各族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也没有他们独具的任何发展；一切具有文化成就性质的东西统统是亚洲移民从外部带给他们的，这就是所谓的“含米特假设”（the Hamitic hypothesis）或“含米特理论”（the Hamitic theory）。
“含米特假设”的要旨在于不承认黑人是非洲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这一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史学思想发源于德国，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之外，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年）的“文化传播论”亦是其理论来源。拉策尔是人类学“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和《人类学》等著作中将世界民族分为“文化民族”和“自然民族”；而这两个概念相当于黑格尔的“文明人”和“自然人”，即对历史发展做过贡献的“历史民族”和没有参与世界精神发展的“非历史民族”。所不同的是拉策尔认为，“自然民族”并非完全没有文化，但这种文化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达到极限，无法进一步发展；只有“文化民族”拥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拉策尔还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积累过程，一种文化愈与其他文化相接触，其积淀就愈丰富。据此，拉策尔认为，文化的发展是由传播决定的，而文化的传播又是由接触决定的；原始文化中相似性就是通过接触和传播带来的。应当指出的是，拉策尔的“文化传播论”，只是一般而论并未针对非洲；但他的学说被其后的西方学者运用到对非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从而构成了“含米特假设”的理论依据。此外，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单向传播论也被“含米特假设”的杜撰者们所利用。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德国学者F•斯图尔曼和C•迈因霍夫相继在历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构筑起了“非洲文明外来说”。“含米特假设”不仅在德国的非洲学研究中盛极一时，而且在英国、法国也拥有众多支持者。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含米特假设”已成为欧洲学者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文化的“正统观点”；他们关于非洲历史的著述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囿于“含米特假设”的窠臼之中。英国人类学家C.G•塞利格曼在1930年出版的《非洲的种族》一书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非洲的文明就是含米特人的文明，非洲的历史就是这些人与其他两个非洲种族——尼格罗人和布须曼人交往的记录。”总之，虽然“含米特假设”的杜撰者和支持者在一些具体细节的表述上不尽相同，但就内涵而言，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观点，即非洲没有历史，至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没有历史，有的只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殖民史。而殖民史的创造者是白人，黑人只在其中充当二流的角色。
黑格尔的臆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似乎成了非洲历史的最终表述。事实上，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不仅左右着西方学者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可悲的是许多非洲人也深陷其中。正因为如此，非洲学者大都对黑格尔的“非洲历史观”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且“带有一种清算性的民族情绪”。塞内加尔学者阿马迪•阿里•迪昂称“黑格尔思想是欧洲奴役非洲的殖民主义政策的理论根源”，而其本人则是“殖民帝国主义最大的思想家” 喀麦隆学者马西安•托瓦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构成了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真正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在黑格尔那里是以最深奥和最思辨的形式出现的”。 因此，为非洲的历史和文明正名就成为非洲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诚如非洲革命理论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所言，黑人面临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文明的存在”。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声望，使得他的言论颇具权威性；因此要想从理论上推翻黑格尔的结论并非是一件易事。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才逐步得以改观，而首先从理论上对黑格尔的非洲史观进行反证的正是迪奥普。
二、迪奥普“非洲中心论”的内涵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批非洲本土学者史学著作的陆续问世，标志着作为现代科学的非洲史学的诞生。非洲第一代历史学家，诸如尼日利亚学者肯尼思•翁乌卡•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1917-）、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学者约瑟夫•基-泽博（Joseph Ki-Zerbo，1922-）、卢旺达学者亚历克西•卡加梅 Alexis Kagame，1912-1981、加纳学者德格拉夫特•约翰逊（J.C.de-Greft Johnson，1919-1977）等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不过，他们研究的主题主要涉及非洲断代史、区域史或族体史，而迪奥普探讨的则是非洲历史和文明的源流问题。
1954年，迪奥普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专著《黑人民族与文化----从黑人-埃及史前文化到当代黑非洲文化问题》。该书旨在回击黑格尔等“欧洲中心论”者对黑人能力的蔑视及对非洲历史的歪曲。迪奥普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撒哈拉以南非洲（下简称非洲）不但是有历史的，而且非洲的历史同欧洲的一样都是有意识的历史。非洲学者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揭示非洲历史的源流；否则，“黑色文明”的历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部专著的副标题可以看出，该书在内容和结构上由两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迪奥普用了整整7章篇幅探讨了两个相关的主题：古埃及人的种族构成及古埃及文明的主体。迪奥普在大量挖掘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语言学、《圣经》传说等方面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引证“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érodote）、亚历士多德、卢西安等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及18世纪法国历史学加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沃尔内（Constantin-Francois Volney, 1757-1820）关于古埃及人的记述； 并以对古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的比较研究为依据， 得出下述结论：古埃及人（埃及在王朝前时期的居民）的主体是尼格罗人种；作为史前唯一文明的古埃及文明是由黑人创造的“黑人-埃及”文明；后者对世界文明，特别是古希腊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迪奥普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了非洲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一般精确科学、机械、建筑、农业、社会组织、哲学、宗教、艺术、文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关于迪奥普的上述观点，塞拉利昂学者朗萨纳•凯塔教授在《黑格尔和迪奥普：非洲历史的两种哲学》一文中做了如下评论：迪奥普在《黑人民族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阐述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二人的非洲历史观走向了两个极端：如果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者”，那么，迪奥普就是“非洲中心论者”。 塞内加尔学者阿马迪•阿里•迪昂亦指出，“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迪奥普与黑格尔势不两立，他们二人一个是非洲中心论者，一个是欧洲中心论者，他们二人都试图在各自生活大陆的一个国家找到了文明的起源：对黑格尔来说是希腊，对迪奥普来说则是埃及。” 由于迪奥普的“非洲中心论”思想与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即与那种认为古埃及人是白种人，尼格罗人种成分是在后来才渗入埃及的理论大相径庭。因此《黑人民族与文化》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众所周知，希腊文明历来被欧美学者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故，迪奥普的“非洲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对欧洲文化霸权的挑战必然牵动欧洲学者的中枢神经。因为后者不安地意识到，如果迪奥普的观点成立，那么，古希腊文明同亚利安人之间的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无疑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因此绝大部分多数西方学者，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左翼学者都对迪奥普的观点表示异议，甚或持完全否定态度。不过，迪奥普的观点也得到了非洲学者的褒奖。“黑人传统精神”运动的倡导者埃梅•塞泽尔称《黑人民族与文化》是一部书促使非洲觉醒的书，“在我们对黑非洲与埃及的认知进程中，迪奥普起到了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将古埃及文明与含米特人联系在一起，而完全将黑人因素排除在外。” 刚果学者泰奥菲尔•奥邦加认为，迪奥普关于古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黑人的发现和科学论证对非洲编年史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猛烈地冲击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关于黑非洲大陆没有历史的臆断，并由此奠定了非洲黑人的历史意识。
尽管学术界对《黑人民族与文化》一书的观点毁誉不一，不过，它却奠定了迪奥普“非洲中心主义”理论框架的雏形；实际上，他后来的许多著述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观点而展开的。
迪奥普深知历史延续性的重要性，也懂得历史与文明之间有机联系的重要性。因此，在揭示非洲历史的源流的同时，迪奥普也十分关注探究和考证非洲历史的连续性及其与非洲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他来，一旦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解决了，非洲历史便可以撰写出来。因此在《前殖民时期的黑非洲》（1960年，博士论文）一书中，迪奥普试图通过对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欧洲与非洲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来揭示黑非洲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化过程，进而连接古埃及与因殖民化而衰亡的黑非洲古王国之间的联系。正如迪奥普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表明的，他撰写此书的动因和目的旨在证实以年代记述事件来撰写黑非洲文明史的可行性，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有关黑非洲历史的年轮仍然混沌不清。 在《史前时期的黑人文明：神话还是历史事实？》（1967年）一书中，迪奥普列举了古埃及与黑非洲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亲缘关系的例证，诸如：在古埃及王朝时期流行的法老通过塞德节获得新生的庆典，或许源于非洲国王在位期间每隔一段时间便要被象征性处死的传统；考古学证明，对女子施行割礼源于非洲，而对木乃伊的实验室分析证实，早在纪元前4000年以前割礼已经在埃及人中通行；根据历史考据，图腾崇拜源于非洲，而直到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的图腾崇拜仍然奉行不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外，古埃及在宇宙起源论、建筑、乐器等方面也受到了非洲传统的影响。据此迪奥普断言，尼罗河文明是“黑色文明”。如果说希腊文明源于埃及文明，那么实际上是受到了“黑人-埃及”文明的影响：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伊比鸠鲁学派的唯物主义、柏拉图的理想主义、犹太教教义、伊斯兰教教义及现代科学皆根植于远古非洲人的宇宙起源论、伦理道德观念和科学。因此“黑人-埃及”在人类历史和世界文明进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鉴于迪奥普的学术成就和声望，1971年，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成为《非洲通史》编委会的创始成员并且是其中的最活跃分子。正是在他的积极倡议下，1974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罗举办了主题为《关于古埃及居民和辨读麦罗埃罗手稿》国际研讨会。在这次集中了世界各国埃及学研究权威人物的研讨会上，迪奥普结合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非洲中心主义”观点： （1）“恰如古人所猜想的那样，全人类同出一源”；“最初的人类必然属于同一人种，而且都是尼格罗种人”。（2）人类首先“出现于尼罗河发源处的大湖地区”，“早期的人类由此外移，分布于其他大陆，只有两条道路可循，这就是撒哈拉与尼罗河流域”，“他们迁移的方向是由南而北”。（3）古埃及人，即埃及在王朝前时期至王朝初期的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实际上都是黑种人”；“只是在波斯人占领时期，上埃及的黑种居民方才开始后撤”。上述问题的核心是古埃及人的人种属性，因此在研讨会上，迪奥普除了通过旁证博引继续在理论上以更加充分、翔实的论据，诸如通过引证古代、近代经典作家关于古埃及人的论述、圣经中的传说、古埃及人的自我描述及各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等来论证古埃及人属于尼格罗人种之外；还以黑色素测定、骨骼学测定、血型检验等实验方法作为立论依据。据此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按照体质人类学骨骼学测定中的“莱普西乌斯标准”对古埃及人骨骼化石的测定，还是按“格洛吉尔氏定律”在实验室对木乃伊皮肤的黑色素测定及血型分析，均有充分的根据“使我们可以判定古埃及人无疑属于黑色种族”。因此，传统上将古埃及人视为白种人或“把埃及居民平均划分为黑种、白种及其混血中三个部分的看法是无法确立的”；“唯一例外，是在王朝初期渗入了若干白种游牧民族”。此外，“含米特的全部传说（犹太的和阿拉伯的）都把古埃及与各个黑非洲国家划为一类。”据于上述理由，迪奥普认为，埃及不仅在地理上属于非洲，而且在历史、文化方面也与非洲存在着亲缘关系，简言之，埃及文明也是非洲文明的组成部分。
鉴于语言学上的证据乃是甄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是否在文化上存在亲缘关系的显见方法，因此迪奥普对语言学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在《法老时期的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的遗传亲缘关系》（1977年）和《对古埃及语和现代非洲黑人语言的最新研究》等著述中， 迪奥普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并证实古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两者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从而否定了法老时期的埃及语属于含米特语的假设。迪奥普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文明与野蛮》（1981年）则是他学术思想的自我概括和总结，并就某些西方学者对其观点提出的质疑做了回应。在书中，迪奥普还用了一章的篇幅阐述了“黑人-埃及”在精确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迪奥普认为，古埃及的宇宙起源论是哲学思想的源流，“因为埃及哲学思想已经蕴涵了作为经典哲学摇篮的希腊哲学思想”；希腊哲学所论及的几乎所有主题，诸如爱非斯学派创始人赫拉克利特的对立论、形式逻辑奠基人亚历士多德的辩证法、唯心主义大师柏拉图的理念论等都源于黑人-埃及思想。 考古发掘亦证明，“公元前2600年，当古埃及人的宇宙起源论成型之际，希腊还尚未出现在历史中。”
应当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对迪奥普的“非洲中心主义”理论，特别是古埃及系“黑人-埃及”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关于古埃及居民的种族构成问题上，究竟是如迪奥普所说的属于单一的黑种人；还是如其他学者所说的属于白种人或是混合种族，学术界始终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迪奥普处于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一个极端。
三、迪奥普“非洲中心论”的内涵
迪奥普“非洲中心主义”学说的提出正如其本人所言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在于这些问题涉及非洲历史的命运及非洲未来的前途。具体来说，迪奥普“非洲中心论”所欲达到的目的有三：其一，通过揭示非洲是人类历史和文明发源地来确立非洲人的历史意识。诚如斯言，“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在于跟在希罗多德、亚历士多德、西希尔、斯特拉邦和沃尔内等西方学者之后重复埃及人的始祖是黑人的观点；而在于借此建立非洲人自己的历史意识。” 后者有助于确定非洲文化的同一性并确保非洲的历史和未来建立在科学、牢固的基础之上。其二，通过证明非洲远古文明为尼罗河文明来为非洲的复兴指明方向。迪奥普认为，“非洲人在各个方面回归埃及是实现非洲文明与历史衔接、重塑非洲现代人文科学和革新非洲文化的必要条件。总之，古埃及应成为构筑非洲未来文化的起点；古埃及文明在非洲社会的革新和重建中将起到与古希腊文明在西方社会中相同的作用。”“非洲文化只有将古埃及文明作为参考系方能再现其深刻的意义及其协调性。因此，只有真正地、系统地回归古埃及文明，方能重建非洲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 其三，通过论证古埃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远祖来证明历史发展的相对性。“正像现代科学技术来自欧洲那样，在古代，带有普遍性的知识是从尼罗河流域流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流向作为纽带的希腊。所以，实质上没有什么思想和意识形态对非洲来说是外来的，非洲是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源地。” 迪奥普希望用古代的历史来说明历史的相对性，向非洲人说明他们的大陆并不总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非洲通过自身的努力仍有希望再一次成为各种文明协作的驱动力。
尽管学术界对迪奥普的观点观毁誉不一，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迪奥普是他同时代法语非洲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并且在他谢世后仍享有盛誉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他的“非洲中心主义”学说始终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 无可争辩的是，迪奥普的影子一直笼罩着非洲的人文科学，他的著作不仅对他同时代的人、当代人，而且也将对后代产生持久的影响。今天写非洲史或古埃及史，就必定要参考他的关于非洲和法老文明起源的著作。
迪奥普同时也是比较文明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人物并为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非洲知识分子。塞内加尔学者巴巴卡尔•迪奥普在《东风和西风之间的非洲文明》一文中称迪奥普是一位传达从过去到现在和从现在到未来之演变的学者，并以一种指导性的方式论述了地区因素和国际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讨论非洲在各种文明的和谐或冲突中的地位时，都不可能绕开迪奥普的学说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