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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岛 民 心 态” 到 “岛 民 文 化”——以 色 列 社 会 文 化 心 理 分 析
文章来源:冯基华    日期:201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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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

 从 “岛 民 心 态” 到 “岛 民 文 化” 

        ——以 色 列 社 会 文 化心 理 分 析 

冯 基 华

内容提要 大流散的悲惨遭遇导致犹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看待外部世界的“心境”都发生了特有的变化,2 000年来以“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来面对世界。犹太人岛民心态萌发于巴比伦之囚之后开始的大流散,之后的反犹排犹、隔都及巴以冲突更使岛民文化强化和发展。“岛民文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使以色列犹太人既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兼具极强的自卑感和封闭性。“岛民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可以激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奋进、拼搏的精神,起到警示和激励作用。这种精神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同时所具有的极强的封闭性,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对以色列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 岛民心态  岛民文化  反犹排犹  危机意识   

作者简介 冯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00007)。

“岛民文化”或称为“孤岛文化”(Insular Culture)一词目前还不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即便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迄今为止还只是在一些专门的著述中偶有使用,如论及日本民族的“岛民文化”和犹太人的“岛民文化”现象等。谈到犹太人的“岛民文化”[①]现象,目前国内尚无此类著述,在国外的刊物和著述中虽已有涉及,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与专门著述。我曾在《西亚非洲》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使用“岛民心态”一词(Insular Psychology),[②] 这是我在进行犹太“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研究基础上,首次在公开刊物上使用此类术语。 

如果说“岛民文化”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岛民心态”则是与之对应的“动态”的心理状态和表象,是对具体事件的即时反应;而“岛民文化”则是“岛民心态”不断发生、重复并长期积淀后形成的相对固化的社会文化形态。本文所述“岛民心态”与“岛民文化”是特指犹太人在流散时期产生的并延续至今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客观地讲,从犹太“岛民心态”到“岛民文化”(孤岛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氛围,不仅长期作用于历史上犹太民族的发展,还深深影响着现、当代犹太人特别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社会文化基因还将传承、延续,并影响着犹太社会的发展。 

犹 太 “岛 民 心 态” 与 “岛 民 文 化” 的 形 成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经历了太多的劫难与挫折,同时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犹太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圣经时代”、“大流散时期”、“以色列建国后”。[③] 在犹太民族的苦难史中,劫难与流散总是接踵而至,大劫难往往就是流散的“前奏”。犹太民族远古遭受的三次大劫难最终使犹太民族步入长达近2 000年的“大流散时期”。

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历经磨难的苦史,即使在创建了犹太人的宗教法典和希伯来文化曾得到极大发扬的“圣经时代”也是亦然。从公元前约1720年进入埃及后沦为奴隶,到400年后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建立王国后分裂成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又先后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圣殿也被摧毁;居鲁士释放犹太人只能使他们获得“短暂”的休养生息,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再次横扫迦南;而马卡比王国也只存在了100年,罗马帝国征服迦南,圣殿再次被焚毁。尽管如此,“圣经时代”的悲壮史诗与世界其他民族兴衰过程中的经历,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征服与杀伐等历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当犹太人进入“大流散时期”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在暴力征服下,犹太人被割断了与民族发祥地的联系,以各种形式漂泊在世界各地。处于弱势地位的犹太人从此蒙受形式各异的歧视与迫害,乃至种族灭绝的浩劫。犹太人的流散历史是一部饱经蹂躏的苦难史,数千年的苦难使犹太人一次次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些悲惨遭遇导致犹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看待外部世界的“心境”都发生了特有的变化。诚然,犹太人从未生活在某一孤岛上,但2 000年来却以“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来面对世界。

犹太“岛民心态”主要萌发于第一圣殿被毁和沦为“巴比伦之囚”以后的流散时期。流散时期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犹太人,在面对坎坷和各种遭遇时,“岛民心态”不断重复与再现,并逐渐内化为文化形态——“岛民文化”。“岛民文化”大致形成于希腊化时期的两次流散时期后期与漫长“大流散时期”的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已有2 000年的历史。犹太“岛民文化”是伴随着犹太民族的流散史发展的,“岛民心态”是犹太人面对外界的歧视、迫害和不幸遭遇时的一种动态的、即时心理反应。如果仅仅面对某种孤立事件,这种反应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但是当迫害或不幸遭遇再次发生和不断发生时,这种即时心理反应就会不断重复和积淀。犹太人从最初的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过渡到为求生存自保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和行为举止等的逐渐“模式化”(相对固化),这便是我们所称的“岛民文化”。而一旦从即时“岛民心态”反应,逐步演进成为“岛民文化”时,它不仅不会很快消失,相反将会长期作用于犹太社会。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大流散时期早已经结束,但“岛民文化”依旧深深地影响着今日的以色列社会。

在从“岛民心态”到“岛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犹太人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心理冲突、变化和演进,这种变化与2 000年来犹太人不断遭受形式多样的歧视、迫害,乃至种族灭绝性的浩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太人“大流散、小聚集”的生存方式和环境,以及特殊的民族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犹太人以一种“岛民心态”来对待外部世界,并形成和推动了“岛民文化”的发展。以色列建国后,虽成为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在国际社会中仍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犹太人自身也远未从“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阴影中走出来。

 犹 太 “岛 民 文 化” 的 强 化 和 发 展  

(一)反犹排犹强化了犹太民族的“岛民文化” 

犹太民族意识中有很强的自我优越感,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犹太教认为上帝制定的一系列律法、伦理不仅对犹太人适用,而且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适用,人类只有严格恪守这些律法和伦理才能被上帝所接纳。“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④] 这不仅是对犹太人在宗教信仰上的要求,也是对其他民族发出的魔咒。“犹太人的这一观点无疑对其他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也提出了挑战”。[⑤] 

世界各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换言之,这种自豪感、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也是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但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于偏执、极端的坚持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往往是导致各民族之间产生厌恶、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反犹主义认为,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人,即反基督者;犹太人用基督徒的鲜血烤制圣餐中食用的“血饼”,是与魔鬼撒旦联系在一起的人,所以犹太人应该下地狱。尽管这是从中世纪就开始传播的十分可笑的流言,但至今仍有一些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随着犹太人在世界范围的流散,反犹排犹具有了普遍性、持续性和暴虐性等特征。[⑥]

“普遍的、全球性的反犹主义”主要出现在中世纪和近现代。19世纪初,从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到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从加拿大、美国到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等,反犹主义几乎无处不在。犹太人几乎历经了“天下所有的磨难”:曾被误解为“杀童献祭”,邻家孩子走失就会认为是被犹太人所害;14世纪当欧洲爆发“黑死病”而未查明原因时,就盛传是犹太人投毒所致;“重农主义”时代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无以生计的犹太人只能从事商业等服务业,却被大文豪莎士比亚描绘成无比贪婪的“威尼斯商人”等等。犹太人还经历了一次次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平斯克曾对犹太人的境遇做了十分贴切的分析,“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他们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⑦] 这段描述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处在反犹主义环境中无奈的犹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人类的诸多感受中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对痛苦的感受和记忆。犹太人的苦难磨砺了犹太人的性格和品质,当然也产生一些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普遍遭到歧视和迫害,成为“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到一次次遭到残暴的杀戮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这种灾难和痛苦的不断重复和再现,每一次都使犹太人刻骨铭心。所以,孤立无助的犹太人以其特有的“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来回应世界,也是他们在残酷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的本能反应。犹太人对历史灾难的记忆构成了犹太人强大凝聚力的基石,促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法放弃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并因此而团结起来。因为在反犹排犹的恶劣环境下,放弃抗争对个体意味着死亡,放弃民族认同感对群体意味着消亡。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排斥犹太人的族类也不允许犹太人同化、融合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心理历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群内心理凝聚”,即为“一个群体在受到危害时,其成员会无意识地共同行动”。[⑧] 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共同的利益、事关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将犹太人凝聚在一起。长期以来犹太人遭受的各种迫害和生存威胁,使每个犹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取行动。当灾难降临的时候,犹太人的基本利益就是共同的,他们为了个人利益采取的行动就可能成为“集体无意识”行为的一部分。最近,斯坦福大学英语系教授约翰·费尔斯蒂纳与妻子——历史学教授玛丽·费尔斯蒂纳在演讲中就阐述了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创造性反抗”,主要表现为通过书信、诗歌、音乐、壁画等形式揭露纳粹的丑恶行为,相互鼓励,并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意在告诉纳粹政府,肉体可以被消灭,但历史和记忆是不能被消灭的。犹太人的群体意识产生于共同遭受的长期威胁和迫害,在长期遭威胁和迫害的苦难中,原本产生于对苦难遭遇的即时反应便逐渐深化且发生内化,并融入文化传统之中。此前我们谈到的犹太意识从“岛民心态”到“岛民文化”的变化过程亦即如此。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尽管各种形式的反犹排犹给犹太人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同时又成为唤醒和激发犹太人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对犹太人的一种文化造就。“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是犹太民族在遭受排斥和迫害的环境中,自我保护的反应。反犹排犹对犹太人的文化造就不仅意味着对犹太人民族意识的唤醒,更意味着对其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磨砺。

(二)犹太聚集区与“隔都”的特殊作用 

犹太人进入流散时期后,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通常都比较集中地生活在某些街道或区域里,形成总体上看是流散的,但在某些区域又相对集中的状况。“大流散、小聚集”这种形式从犹太人进入流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居住地被当地政府用法律形式强制进行“隔离”则始于12世纪末期,到14、15世纪时对犹太人强制隔离的做法在欧洲已经很普遍了。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均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犹太民族特性之所以得以保存,虽然与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犹太教的作用等不无密切关系。但是,犹太人进入大流散时期后的“流散形式”对维护犹太民族特性和“岛民心态”、“岛民文化”的发展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大流散、小聚集”的独特形式成为“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滋生、发育、成长的重要外部条件。无论犹太聚集区还是隔都,如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孤岛一般,不仅在形式上与外界是隔离的,其精神世界也是封闭的。“大流散”切断了犹太人与其故土的联系,切断了他们在发祥地的“根”,使他们漂泊在世界各地;而“小聚集”则以一种“相对封闭”的形式为犹太人提供了“聚集的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一个个犹太社团或犹太社区。这是一种纯粹犹太人的社会,从个人的衣食起居到提供公共服务的商店、礼拜会堂和社区管理机构等一应俱全,而且完全是犹太式的。犹太人生活在这些散落世界各地的“孤岛”上,以自身独特的方式经营着这些“孤岛”。

虽然“隔都”人为地将犹太人从非犹太社会中分离开来,对犹太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与此同时,“隔都”内的生活又将犹太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使犹太人非但没有被同化,反而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使犹太民族历经劫难却顽强地生存下来。“隔都”在犹太民族发展史和犹太“岛民文化”的形成和强化过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双重作用。此前我们提到的“丢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正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犹太人聚集区,在居住地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犹太社区,而是分散在异族的社区中,最终消失在异族的“汪洋大海中”。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隔都”并非是犹太人的福地,而是犹太人充满辛酸和屈辱、历经多种歧视和磨难的聚集地。

(三)“岛民文化”与以色列国家的依存关系 

经久不息的反犹排犹浪潮涵养了“岛民文化”的发展,而“岛民心态”与“岛民文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文化底蕴,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也为“岛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和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

从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到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了一系列移民活动的组织工作,包括5次“阿利亚”[⑨]运动,到194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60.8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勒斯坦人口约有100万,其中犹太人只有2.5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人口总数中占31.4%,[⑩]与阿拉伯人的比例约为1:2,改变了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了“实质性内容”,并最终建立了犹太国家以色列。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的建立结束了犹太民族2 000年的流散史,是犹太民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犹太人再也不必担惊受怕——害怕哪一天会再次被驱逐、被杀戮,再也不必浪迹天涯。终于,犹太人不再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然而由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造成了另一个民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丧失家园的悲剧,“它的邻国对这个新国家的敌意增加了”。“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世界地图上已不再有无人居住的空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悲剧。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定居,迟早都会和当地人发生冲突。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非正义行动,本地人或被吸收或被同化,或者被大批屠杀和驱逐。”[11]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国家从诞生那天起,就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从此拉开了阿以冲突的序幕,引发了5次中东战争,这场冲突延续了60多年,至今仍未结束。

总体来看,以色列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以色列国家也由弱变强,但是并没有最终赢得和平。阿以之间并未实现和解,以色列依然处在地缘政治的“孤岛”上,如同一个“大隔都”,处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以色列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犹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也如同“隔都”散落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已经成为当代被放大了的“隔都”,尽管它没有高墙、也没有围栏,但是“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是造成这种隔离的主要障碍。如果说近现代史上的“隔都”是反犹主义的产物,是“外部力量”强加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是被动接受的。那么现当代犹太人定居点则是犹太人“主动”建立的,之后又得到以色列政府支持,如同在阿拉伯人居住区里的现代“犹太隔都”。现代“犹太隔都”——犹太定居点,乃至以色列本身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心态,也如同一个大型的“隔都”,“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像一道精神藩篱将犹太人封闭起来,阻断了与外部世界的正常交往。

阿以冲突和长期对抗一度强化了“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对以色列犹太人在心理上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从“文化孤岛”中走出来,走进“地球村”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时至今日仍有许多阿拉伯人认为,欧洲人制造了现代犹太悲剧,理应由欧洲人负责赔偿,即在欧洲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不是“祸水东移”,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犹太国家以色列的建立从一开始就陷入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包围之中——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一个“孤岛”,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存在心理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

  “岛 民 文 化” 的  影 响 

(一)“岛民文化“的双重作用 

“岛民文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使以色列犹太人既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上帝特选子民”,同时也兼具极强的自卑感和封闭性。“岛民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可以激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奋进、拼搏的精神,起到警示和激励作用。这种精神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使犹太人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汇处,得到多元文化的滋养。但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岛民文化”使犹太人孤立于其他民族之外,在缺少安全感的惶惶不可终日中,为了在逆境中生存,犹太人不得不全力以赴的“背水一战”。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社会经济体,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事业等诸多方面的指标早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仅如此,犹太民族还涌现出一大批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思想家、精英,其中主要有:马克思、斯宾诺萨、海涅、罗莎、卢森堡、托洛斯基、弗洛伊德……等等。许多人都感慨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犹太人也的确创造了许多奇迹。两千多年“流而不散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历尽艰辛的流散和苦难中保持着民族的特性与宗教。但其同时所具有的极强的封闭性,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使犹太人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外部世界。

“岛民心态”、“危机意识”的负面发展的极端表象就是“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当犹太人刚刚开始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时,许多犹太人还有一些负罪感,认为由于自己的到来扰乱了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然而当流血冲突和战争频繁爆发之后,以色列人不再有这种负罪感,而是采取了更为残酷的报复和打击手段来回敬对手。战争使人心灵扭曲,但“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影响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以色列虽是一个法制国家,但极端民族沙文主义形成的某种“凝集力”和“社会冲动”会削弱法制的力量,直接影响政治领袖的决策。在阿以冲突中,过度的战争行为、滥杀无辜等受到“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掩盖和保护,国家和政府丧失了对是非的判断,丧失了正义性和对善恶的判断,对以色列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其他民族,使其陷入苦难的深渊。

(二)“岛民心态”对以色列安全观的影响 

以色列是一个缺少“安全感”的国家。不论以色列政府还是民众都非常重视安全问题,十分担心国家安全与自身安全,认为在安全问题上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怎么做都不“过分”,有的学者在描述以色列犹太人这种对安全问题过于敏感的心理时,称其为“病态的不安全感”。[12]最近发生的以色列袭击国际救援船队事件[13]就充分证明了犹太人在安全问题上的极端化、过于敏感性、以及心态的扭曲。

当然以色列犹太人或政府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的敏感性只是表象,是对持续半个多世纪迄今尚未结束的阿以冲突产生的不安全感和对现实中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反犹主义事件的过度反应。从深层探究,这种偏执或过度反应是以色列犹太人长期受到“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影响的结果。两千多年饱受磨难的流散史对犹太民族永远是挥之不去的伤痛。这种对苦难刻骨铭心的感受被融入文学、艺术、戏剧、影视媒体、宗教仪式等形式中,并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不断进行仪式性、象征性的再现,最终成为犹太民族心理上无法磨灭的“灾难记忆”,并无处不在、时刻警示着犹太人。在这种“灾难记忆”影响下产生的在安全观、生存观方面表现出的敏感性和偏执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色列面积小、且地形狭长,毫无战略纵深可言。以色列认为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沙特、伊朗、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认为从这些国家发射的导弹在1到10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打到以色列,而战机也只需10几分钟到两个小时就可以飞抵以色列。[14] 在结束了两千年的流散史后,犹太民族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珍惜重新建立的国家。以色列政府认为,“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以色列的安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它不是主权和边界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仅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全世界的犹太人能否生存的问题。”[15] 为了保卫国家,以色列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力争在战事爆发时将战火烧到敌方的领土上;通过战争掠取更多的土地,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就曾公然宣称,“以色列士兵的脚下就是以色列的领土,”[16] 在以往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曾远远超过其本土面积,目前仍未归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先发制人,为了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以色列曾多次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采取更凶狠、更残酷的手段打击敢于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对手,例如对黎巴嫩、巴勒斯坦发动的战争。

以色列早已解决了生存与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以色列政府仍将安全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以色列生存与安全的保障。以色列虽偏居西亚一隅,但其拥有极富战斗力与实战经验的军队,包括最先进的飞机和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世界一流武器装备,特别是拥有核打击力量,使其成为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近年来,以色列政府更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保护自身安全利益为借口采取了一些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以削弱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其目的在于既保持自身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优势,同时又为在将来的政治解决和谈过程中掌握更多的筹码。除了经常性的“定点清除”行动之外,近年以色列还采取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如2006年6月入侵加沙的“夏雨行动”;[17]同年7月发动的“以黎战争”等。2008年末、2009年初,以色列还发动了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加沙战争。在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星期中伤者约4000人,死亡854人,其中儿童270人、妇女68人、老人90人,占死亡人数的一半。[18]有媒体称,“以色列把加沙变成了一座鬼城。”的确,加沙到处硝烟战火、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这是21世纪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血腥事件。

以色列虽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并没有赢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仍然生活在焦虑与惊恐之中。许多以色列朋友都告诉我,他们就是睡觉也要睁开一只眼睛。我相信,这是“岛民心态”笼罩下的以色列社会的真实写照。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海外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色列犹太人更是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主体民族。然而苦难的犹太人,并没有正视“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负面作用、尚未认真进行反思。上千年的“民族灾难记忆”像一座大山、像一个十字架压在犹太民族的心理上,使他们无法摆脱“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羁绊和束缚,这不能不是遗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驱者赫茨尔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本来不该由他们负责的漫长历史过程的牺牲品,“我们发现我们被迫成了一个与各民族格格不入的群体,这并不是我们的罪过,这并不是犹太人的罪过,并不是犹太人制造了隔离区,但这使我们背上了某种反社会的特征……。”[19] 我们期盼着犹太人走出“灾难记忆”的阴影、恢复理性的自我,摆脱“岛民心态”的羁绊;敞开心扉、以犹太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去化解人世间的恩恩怨怨,赢得和平、光荣与梦想,使迦南地不再硝烟弥漫而真正成为留着奶和蜜的地方。从此,犹太人也能真正自由的行走在世界上。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    )


 



 

[①] See: Why was the Jews hated throughout Europe? , from 

http://www.historum.com/showthread.php?t=8337&page=3 , and Major General Martin Goldman , from 

http://www.tourofdutyinfo.com/Character-bios/Martin-Goldman.htm.  


 

[②] 参阅冯基华著《以色列右翼势力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36页。 


 

[③]  参阅《以色列概况》(Facts about Israel, Israel Information Center 1992),该书在论及以色列历史时将其分为三部分,即圣经时代、异族统治时期、以色列建国后,本文的分期主要参考了该书的观点,但第二部分定义为“大流散时期”更为确切。


 

[④]  参阅摩西《告别辞》,引自《犹太人告白世界》,徐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⑤]  参阅徐新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版,第12页。


 

[⑥]  徐新教授在阐述反犹排犹问题时指出:“反犹排犹具有普遍性、持续性、暴虐性、潜意识性、再造性等特征”。我认为这5大特征中前3项是最核心的,最后两项则是前两项的不同表现形式。参阅徐新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版,第2~8页。


 

[⑦]  参阅沃尔特·拉克著;徐方等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89页。


 

[⑧]  参阅《灾难记忆是欧洲认同产生的基础》, http://www.cass.cn/file/20100302259265.html.。


 

[⑨]  希伯来语,意为“移居以色列地”运动。


 

[⑩]  参阅穆罕默德·萨拉马·纳哈勒著:《巴勒斯坦地理》,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102页。


 

[11]  参阅沃尔特·拉克著;徐方等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7、730页。


 

[12]  参阅赵克仁著:《以色列犹太民族心态探析》,载《世界民族》1995年第2期,第28页。


 

[13]  See: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5/31/c_12163844.htm


 

[14]  See: Israel’s Story in Maps, Page 46, by Israel Inform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erusalem 2004, also refer to www.mfa.gov.il .


 

[15]  参阅杨曼苏主编:《以色列一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16]  参阅杨曼苏主编:《以色列一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17]  See: http://mideastweb.org/briefhistory-Oslo.htm .


 

[18]  See: Half of Gaza dead ''children, women and elderly'',f http://en.rian.ru/world/20090111/119414133.html


 

[19]  参阅【奥地利】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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