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发展的文化模式”始终困扰着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非洲人在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或侧重于捍卫非洲文化的“真实性”即民族性或特殊性。遗憾的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所抵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关于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中，非洲新生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更倾向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在发展中维护“非洲个性”的观点，并强调文化变迁在其间的作用。

全文如下：
    
    在国内非洲学研究中，文化与发展问题尚属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由于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所以在展开之前，需要对该选题作出几点限定和说明。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在发展问题上的曲折经历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文化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第二，文化与发展关系问题，在非洲，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由于文化和现代化所包容的内容都十分广泛，本文偏重于从宏观视角谈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化特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便为日后具象地解析传统价值观念对非洲现代化过程的影响做一铺垫。其四，鉴于国内学界对非洲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着重介绍非洲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最后需要申明的是：非洲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亦各异；但鉴于非洲国家存在着诸多共性，同时也是出于行文方便，笔者在文中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
   
    一、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密切联系，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及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三个角度来谈。
    1．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在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亦不胜枚举。这盖因文化所包容的含义即宽泛而又狭窄所致。在狭义上，即站在观念论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文化囿于观念或精神层面。在广义上，特别是从人本身作为历史主体发展过程的视角出发，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某个部分、领域和层面，而是涵盖了人的全部社会活动：它既包括人类物质形态的活动和精神形态的活动。
    正是鉴于文化是渗透、贯穿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现象，因此，文化必然与发展问题发生联系。 非洲著名思想家、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认为，“文化不仅是社会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的细胞、躯壳和纽带，甚至是社会存在的理由”；因为“如果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文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始与终，而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始与终”；因此，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带动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即实现“真正的发展”。 成形于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也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强调和突出这一观点，蒙博托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拔到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
    桑戈尔和蒙博托的上述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一，文化环境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二，“发展的维度”已超出了时下流行的政治经济等狭隘的物质或权益的范畴，而拓展到文化、精神等人道领域，并且后者已成为发展的趋向和特征。是故，扎伊尔（今民主刚果）学者、“真实性”学说的理论权威萨孔比•伊农戈在诠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时将文化抬升到哲学和价值论的高度，强调文化问题是非洲国家所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非洲国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选择。
    2．发展与文化的关系
    如同文化并不局限于观念领域一样，发展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上文已经谈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之所以与文化发生联系，系由现代化的内涵所决定。
    现代化运动发韧于西方。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也纷纷掀起了现代化浪潮。60年代以来，联合国主持的“两个发展十年”（1960—1980）计划的实施，使现代化运动进一步国际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诸如：现代化是起源于西方工业化的全球现象；现代化的性质是从传统社会转化为法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文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等等。简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并不是某些现代性因素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个社会机体的全面现代化；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在内的复杂过程。
    由此可见，文化变迁也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就非洲而言，其现代化大致经历如下历程：首先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或在外力的刺激下，从物质层面启动现代化；由于物质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于是现代化进程又推进到制度层面；然而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制度的变革，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因而现代化必然要深入到文化层面。这样一来，发展问题，或者说现代化问题就与文化发生了碰撞。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罕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在《让历史服务于未来》一文中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的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 塞内加尔学者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1974—1987）亦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包括非洲人自己对发展、发展的途径和目标的理解的逐渐扩大和加深，人们已不再把发展与经济的简单线性增长等量齐观；而将之视为一个复杂得多、全面得多、而且包罗万象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中外学者已有大量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
    3．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尖锐。这盖因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所致。许多事例表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亦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与西方国家相比，首先是现代化的起点不同。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多起步于资本积累和政治变革，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从而为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非洲社会（不是全部）的现代化则起始于现代国家生成之前的殖民时期，可谓是“白手起家”。其二是现代化的导因不同。就现代化的原初动力而言，西方国家（特别是被称之为列强的欧洲殖民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内生的和逐步培育起来的。而非洲堪称是由外力刺激而引发现代化的极端例证：在非洲，不仅现代性的“中心地带”最初是由殖民列强所建立的，甚至非洲社会的“现代性”阶层也是由外力培植的。其三，现代化的主体和推进方式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长期积蓄而成的，其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非洲的情况则相反，由于非洲的现代化因素是“外植的”，缺乏内驱力，因而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一般是通过“自上而下”来进行的：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当局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在独立后，这一角色则主要由非洲国家的政府来担负。但是，由于非洲国家大都缺乏自主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加之，西方国家的范示作用，使得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从容有序。在过渡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冲突；这无疑是造成非洲国家文化与发展问题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并注定了其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二、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讲三点内容：其一是“非洲现代化理论”的由来与流派；其二是非洲人自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认识过程；其三是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非洲现代化理论”历史回顾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应当说，“非洲现代化理论”萌发于殖民时期。诚然，非洲与异域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7世纪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但是，正如尼日利亚学者博邓林所言，真正对非洲传统价值观念构成挑战并对非洲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非洲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伴随殖民化而起步的。 尽管这种文化接触是在非洲处于完全被迫和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则是广泛而持久的。从那时开始，非洲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非洲知识分子所必须回应的问题。事实上，所谓“非洲现代化理论”系指在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知识精英”对待非洲社会未来发展的理念与设计。他们对待上述问题的态度、抉择和价值取向对早期和日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具有颇大的影响力。虽然在广大民众之中，这些知识“精英”居于少数，但是他们是掌握了现代知识的一代并在思想领域处于时代的前沿；因而，无论其价值取向如何，他们无疑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非洲社会最具生气、活力和革命性的群体，“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从这些“少数人”中孕生的。据此，笔者将他们在处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思想这对矛盾时的不同反应及其价值取向，视为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流派。
    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非洲人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始终存在歧议，这种争论几乎贯穿非洲的近、现代史，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非洲现代化理论”，就价值取向而言，大致可归纳为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文化融合或文化“混血”等。由于本文容量有限，笔者对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不做展开叙述，但有几点需要作出说明：其一，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并不存在严格的时序界限：其中有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有些则是同时并存，难分伯仲。其二，上述几种理论有的在非洲具有普遍性，有的则带有地域或国别的局限性。其三，某特定一理论的倡导者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不少人兼有两种或数种观点。这一方面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非洲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盖因非洲国家众多，情况不尽相同所致，同时也受到了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及各国现代化实践等因素的影响。
    2．非洲人对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越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塞内加尔学者卡内便以哲人特有的敏感发出了警世之言。 不过，非洲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了不匪的代价。
    诚然，非洲老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也论及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更多的是出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旨在为非洲文化正名及为黑人恢复名誉。纵观19世纪以来盛行于非大陆的各种文化、政治思潮，无不带有浓厚的“真实性”即民族性或特殊性色彩。 在相当长时期内，非洲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囿于文化领域；至多是辐射到政治层面，关注得更多的是捍卫非洲文化特性及其对非洲社会，特别是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并没有真正与经济发展问题相联系。可以说，“真实性”构成了近现代非洲思想的主旋律。遗憾的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所抵消。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非洲老一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和学说大多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或是基于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需要（有些人甚至完全是出于维系个人统治的需要），而没有处理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的有识之士，如桑戈尔就提出了文化与发展，特别是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认为“非洲政治家过去存在着忽视文化作用的倾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并在非洲未引起共鸣。 后来被非洲学术界广泛引证的《非洲经济心理学》一书于1970年问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未在非洲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事例亦可印证这一点。
    在非洲，关于发展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确切地说是伴随非洲经济结构调整遭受挫折而展开的。 在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负效应日渐凸显， 并在几乎穷尽了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和不利因素之后， 非洲经济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文化途径，即从非洲传统文化中来寻求解析经济不发展的症结所在。
    1986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巴巴卡尔•恩迪亚耶郑重提出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问题。 此后，有关文化对非洲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论著不断问世。 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泽尼比沃克•塔德斯在《非洲：来自非洲内部的新看法》一文中，将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称为“传统发展理论的危机”。马里学者阿米纳塔•特拉奥雷在《沉默的文化》一文中认为，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发展”一词在非洲的地方语言中没有对应词，它主要是一种进口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发展缺乏真正的了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非洲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担忧，非洲的有识之士再度敲响了“非洲文化危机”的警钟，并由此将“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推向高潮。刚果社会学家约瑟夫•东达对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热衷于外部的发展理论而非植根于非洲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发展的动力而深感不安。但他同时也不讳言，非洲的传统价值观念确给现代人带来了的沉重负担 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塞尔波提出了“发展的文化模式”（modèle culturel de développement）问题。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既得的经验和记忆，而且也是非洲人民改变其自身命运和创造未来的内驱力。因此，如果我们忽视文化因素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那将一事无成。” 科特迪瓦学者阿尔方斯•蒂埃鲁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在论及文化对发展的作用时亦指出，文化不是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真正动力。因此，如果忽视文化，如果将文化排斥在发展思想的核心之外，文化因素就可能会摇身变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银行非洲地区机构发展和管理处处长，塞内加尔经济学家马马杜•迪亚则比较具象地分析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之以往关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80年代以来的争鸣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参与者的身份有所不同。如果说“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主体在早期即在独立前主要是由“社会精英”构成，中期即独立至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政治精英”构成的话；那末，“非洲现代化理论”的新一轮争鸣则首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精英”发起的。其二，争鸣的主题虽然依旧是老话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侧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即在经历了经济调整（自由化），政治变革（民主化）之后，并有感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压力，非洲人更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三，在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与以往的那种或是突出文化特性或是强调发展需要的偏颇做法相比；现时的主流观点更倾向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3．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所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属性，使得它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参与并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然而，一般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悖论关系。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在1992年出版的《现代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经济现代化与忠于信仰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抗争；因而，只要现代化和特性被如此视为是矛盾对立的，发展变无从谈起。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也专门谈到了现代化的“文化抗拒的主题”。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在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实体性”影响；其二是的观念性影响。就后者而言，由于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沿袭至今并广泛地作用于非洲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因此如何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学者关注的问题。出于对非洲会因现代化而失去自身个性的担忧，非洲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或侧重于强调捍卫非洲文化特性的重要性。许多领导人都表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的模式因文化特性的不同而各异。“发展的维度”不应超出其“文化特性的半径”，并将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归咎于一味地效仿他人。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的担忧及其对非洲传统偏爱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它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非洲人也不必为此过分担心。诚如非洲著名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在80年代初发表的《形成文化特性的因素》一文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同它的历史、语言和心理三大因素分不开的”，但由于心理因素在其间起着主要作用，因而，“每一种文化在对待思想观念的问题上都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它的特定性，也可以说这是得到本民族独特的心理壁垒保护的一个方面，是只有从内部才能理解的一个方面；并且构成了整个现有文化和整个文明的核心、源泉和灵魂。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普遍性，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般思想观念，在这一方面，一种文明能够影响另一种文明。” 而且，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抗拒”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关系。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后现代主义”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反对将任何文化传统绝对化并强加于人，主张异质文化之间应彼此宽容、相互沟通；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依据自身的文化选择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未因现代化而失去其固有的文化特性，政治民主在非洲所发生的变异亦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亦如是，因为对非洲而言，问题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置于全球化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国家体系之上进行的，代表了一种超越空间和边界的联系，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一体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只要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定位得当，“非洲个性”依然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存续与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非洲人必须具有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文化的“源”与“流”、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塞内加尔学者姆博认为，“肯定和捍卫文化特性，不等于倒退到一成不变、闭关自守的过去，恰恰相反，而是要培育出一个生动的、具有创造性、不断更新的综合体。” 我国学者罗荣渠先生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指出：“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
    在这方面，非洲新生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要比其前辈宽广的多。喀麦隆经济学家芒古埃尔可谓是他们之中的代表。这位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型企业家不仅有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而且有着敏锐的目光。他所提出的“文化结构调整”即“文化重建”并非要摧毁非洲文化，而是希冀通过对非洲文化的“会诊”，在继承非洲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有选择地吸纳世界先进的文化，并经过改造，化为非洲的“新文化”，以此转变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芒古埃尔认为，非洲人只有通过文化自救，非洲国家方能摆脱边缘化的厄运，非洲人方可获得新生；反之，无异于自甘堕落。芒古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盲目地陶醉于对古老的非洲文明的怀旧情怀，当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学者潜心于描述非洲淳朴而奇异的传统文化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时，芒古埃尔勇敢地触及了非洲文化的缺陷并大声疾呼，如果非洲人还不警醒，还不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救”并藉此改变非洲人的精神面貌，就难逃脱美洲印地安人的厄运。 或许也正因为如是，在《非洲是否需要进行一次文化结构调整？》一书发表后，芒古埃尔并未受到非洲同行的责难。
    诚然，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并非孤立、僵化之物，它也可以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丰富、所修正。而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引擎的作用。因为，商品经济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会逐步淡化；与此同时，自主、平等、竞争、开放、效率、秩序、创新等意识会逐步为其所认同，进而全面推动非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诚如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当然也应该注意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近代的启蒙运动大约经历了400年。在中国，始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也仍在继续。同样，非洲的文化变迁，鉴于其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